17.沈万三的富贵论（第4/6页）

定都南京之后，朱元璋又先后两次，将天下将近7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又一次伤筋动骨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做出评论：“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对于商人阶层采取“先用之，后弃之”的使用策略，朱元璋并不是历史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这种对待商人的态度，可以说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通之处。朱元璋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以前汉高祖刘邦把天下富商都迁到关中，我一开始还觉得不可取，可是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须要这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剪灭豪族成为帝国的财富战略之后，沈万三也就此走到了命运的终点。在此之前，他已经从朱元璋的一系列铁血政策嗅到了扑面而来的风险气息。为免树大招风，沈万三主动将偌大的家族资产一分为四。沈家有人被举荐到京师为官，沈万三总会找各种理由推辞：“臣等田地家财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赐俸，难以消受，敢辞。”沈万三希望用财富为当权者分忧解难，也借此利用皇权为自己的财富之路保驾护航。可是他哪里晓得，他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博得朱元璋的欢心，反而适得其反。当沈万三进一步进贡龙角、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甲士十人、良马十匹，并在南京城内投资兴建廊庑酒楼时，朱元璋彻底愤怒了：“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财富散发出来的光芒是朱元璋这个帝国的当权者无法容忍的，任何时候，垄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权力的垄断，还是财富的垄断，高利润往往会伴随着高风险。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沈家的财富并没有随着沈万三的倒下，而全盘尽墨。

《弘治吴江志》中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沈家姻亲、户部左侍郎的莫礼回乡省亲，特地到周庄沈家拜访，见到“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箸，否则箸污刻丝作故也。行酒用白玛瑙盘，其班纹及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莫礼看到沈家姻亲大肆铺张地款待自己，已感觉到扑面而来的风险。“呜乎，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钗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

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莫礼返乡探亲时的历史背景。这一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蓝党案”的高潮，三月间潭王朱梓因岳父于琥陷入党祸，朱梓和王妃于氏竟然吓得自焚而死。闰四月，被朱元璋称为“朕之萧何”的韩国公李善长也被下狱，不久同一批功臣被处死，全家籍没。莫礼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背景下请假回乡作短期逗留的。他在回乡期间写下《归吴江省亲》一诗，诗云：“不才窃禄意拳拳，暂得承恩下日边。报国惭无经济策，思亲正是别离年。千金难买身长健，五福无如寿最先。一笑归来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团圆。”在朱元璋的时代里为官是一件高风险的事，能够全身而退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分。和莫礼一道回家的侄儿莫辕也写下一副对联：“世路风波今暂息，惊心犹觉骨毛寒。”

沈家姻亲如此如此高规格地款待在京师任高官的贵戚，让莫氏叔侄回乡之旅惊心不已。沈万三的后人并没有吸取前人的教训，还是希望能够用财富沟通权力。可是官员的处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财富于他们而言，只能是让他们心惊肉跳的麻烦与负担而已。

在家国一体化的政治蓝图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况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财富。财富通常是按照国家的设想产生，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才是安全的；与之相反，如果财富通过国家规划之外的方法产生，掌握在民间的手中，就会被视为是危险的。对于农耕社会的普通人而言，官家利用制度为每个人设计好了财富旅途甚至人生旅途，那些超越制度，通过非农手段取得暴利的百姓就会被视为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