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沈万三的富贵论（第3/6页）

《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一段对话：朱元璋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这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马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家天下”的皇权年代，家国一体，这天下的一切都是我皇家的，一个不自量力的商人居然要犒劳皇家军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马皇后的意思是告诉朱元璋，现在还远没有到杀了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在开国之初都会呈现出貌似宏大宽松的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朱元璋的时代也同样不例外。洪武初年，朱元璋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减轻民众负担，同时明令不得扰商，官府不能以节庆为名，低价强买民物。可是等到政权稍有稳定，朱元璋对工商的态度立即发生微妙的变化。

每次王朝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吸取前朝败亡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对元朝不足百年就迅速败亡的历史现实也同样做出总结：“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蒙元帝国之所以走到中央集权涣散的境地，是因为民间的势力过于强大，才导致了天下祸乱。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在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大怒的主要原因，一个商人居然想要犒劳三军，这让自己这个皇帝的脸该往哪里搁？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皇帝的出身不同，朱元璋从底层打拼上来，吃了太多的苦，更见识过太多的社会黑暗面，这或许成为他日后改造社会的强大决心所在。作为来自民间草根阶层，朱元璋对商人有着天生的敌意。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仇富、最歧视商人的皇帝，没有之一。

朱元璋不仅没有赋予商人某种特权，甚至通过一些不合常理的制度来限制和束缚他们的自由。比如在生活方面，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可是他并有考虑到，无利可图的农民即使有权利穿高档服装，也根本穿不起；而商人能够穿得起，却没有穿的权利，他们也只好将绫罗绸缎烂在自家的箱底。不仅如此，商人在科举和仕途上，也受到了种种限制。

在朱元璋的潜意识里，只有那些实实在在生产粮食和棉花的劳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而那些商人们整天只知道耍些坑蒙拐骗的卑劣手段去谋取暴利，却从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生产任何产品。他们依靠财富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所在，是社会稳压器上最危险的隐患所在。

朱元璋的逻辑来自于小农的利益计算方式，简单而现实，他认为：沈万三既然有养活军队的庞大财力，那么他就有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即使没有叛乱的现实行为，也应该将其列为打击的对象或者平灭的乱民。

如果我们把朱元璋的帝国战略分为左右手，那么他在运用左手打击贪官污吏的同时，右手则用来打击富商和地主。朱元璋并不建立一个均贫富的新世界，可是他也不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帝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民将会被财富者赶出土地，农民则会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曾经颠沛于江湖之上的朱元璋就是一个流民，对此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将江南14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地方的富商地主。史料记载，三吴地区的豪族大姓在离开故土后就成了离水之鱼，辛辛苦苦攒起来的资产也流失殆尽。在数年之内，这些离乡背井之人或死或迁，无一存者。他们留恋曾经的富足生活，常常扮成乞丐回乡扫墓探亲，沿途唱着他们自编的凤阳花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