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莫扎特演出和宣传：从德奥合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14/17页）

23.约瑟夫·戈培尔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发表 莫扎特主题演说，1941年12月4日。

24.戈培尔参观新近修复的位于维也纳教堂巷的费加罗屋，1941年12月5日。

接着，其他人上前敬献花圈。先是纳粹党高层（戈林、戈培尔和冯·席拉赫），国防军的史太邱（Alfred Streccius）将军和萨尔茨堡省部级党首，再是匈牙利、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斯洛伐克，以及萨尔茨堡、曼海姆、巴黎和布拉格等“莫扎特城市”，最后是来自阿根廷、瑞典、土耳其、巴西、保加利亚、瑞士、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丹麦、芬兰、泰国和智利的代表和国外媒体代表。接着，如《人民观察家报》报道，维也纳所有教堂都敲响了钟，钟声回响在城市上空，“颂扬这位不朽的国民”。最后，“从《魔笛》改编的号角声吹响在广场上，维也纳人民聚集在国旗下，向莫扎特致敬”[442]。

访客离开的第二天，海因里希·达米什和维也纳莫扎特协会在圣马克斯公墓组织了一场不公开的纪念活动，据说莫扎特葬在那里。从许多方面看来，对于由达米什从1939年启动的这次盛大庆典来说，这是个合适的结尾。但如果说莫扎特逝世纪念代表着莫扎特周年纪念活动的高潮，那达米什关心的是，莫扎特庆典不应该只有这么一次。在为莫扎特音乐周撰写的纪念节目册里，他提议举办一个“莫扎特五年节”（Mozart-Lustrum）。他的设想中，这是一个类似文化奥林匹克的项目，音乐和音乐戏剧占主导地位，莫扎特将是德国青年的榜样。他想象，有那么一个时刻，通过希特勒青年团的莫扎特歌舞团（Mozart-Spielscharen）等组织和众多音乐，以及音乐戏剧巡演团体的工作，莫扎特运动及其内在的德国精神终将在整个国家深入人心。[443]

25.阿尔贝蒂娜广场上的莫扎特致敬仪式，1941年12月5日。

从演出数据看，他的雄伟目标已部分实现。到1941—1942演出季，莫扎特的音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流行程度，制作数量比纳粹统治初年翻了四倍，上演频率超过了威尔第、瓦格纳、普契尼和洛尔青等此前在帝国最常上演的作曲家。虽然在1942—1943演出季，威尔第和普契尼还是超过了莫扎特，但他的歌剧上演次数仍然有战争爆发时的两倍。[444]

达米什的其他推动莫扎特演出的计划就不那么成功了。他重新提起一个早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成立之前就提出的设想，即以拜鲁伊特为模板打造一个歌剧院，专演莫扎特。他呼吁出版新的莫扎特作品乐谱全集，同时还要出一套相应的“人民版”，以低得多的价格发售。达米什也敦促音乐家把作品改编成适合“家庭音乐”演奏形式的版本，还要举办莫扎特比赛，促进莫扎特研究，常设莫扎特手稿、乐器、图像展，出版更多关于莫扎特的书和杂志，务实地改编被忽视的舞台作品，以及新出版一份雅利安化的克歇尔目录（以取代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编订并于1937年出版的那版）。[445]

达米什内容广泛的宏图大业多半未能实现。例如，虽然当局承诺会慷慨补助新版莫扎特全集的出版，但未见实质行动。不过，萨尔茨堡莫扎特研究中心却一直心无旁骛地编修新版全集，直到其不知疲倦的负责人埃里希·瓦伦丁受召前往东线前线。研究中心的出版物中还有两本《新莫扎特年鉴》，都是瓦伦丁编写的。1942年的年鉴有两章和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密切相关。第一是海因里希·里特尔·冯·斯尔比克的《莫扎特经历的欧洲政治面貌》（Mozarts Erleben des politischen Antlitzes Europas），底本是他在1941年12月维也纳莫扎特大会上发表的论文。这篇文章用心良苦，试图把莫扎特的世界观纳入斯尔比克本人提出的“完整德意志国”（Gesamtdeutschland）概念里。“完整德意志国”指的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属地的松散集合。第二是种族主义理论家瓦尔特·劳申伯格写的《莫扎特家族世系和祖先遗产》（Mozarts Abstammung und Ahnenerbe），在第二章已有论述。这篇文章扩展并大大加深了埃里希·申克对莫扎特种族背景的已有研究。埃里希·瓦伦丁说，这两篇文章和那些更常规的音乐学文章谦逊地代表着后方在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时所表现的创造力。[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