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莫扎特演出和宣传：从德奥合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13/17页）

我们从约瑟夫·戈培尔11月26日的日记得知，他在前一天下午起草了他的莫扎特演说，虽然从他的话能明显看出，东线的不利战况打击了他完成这个任务的热情：

这几天，一个人受到上千件其他事情重压时，真的宁可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真难以想象——写一篇莫扎特纪念演说。但也只能如此吧。于我而言，文化生活能促使我在沉重的战斗中坚持更久。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些战斗，最终也将成功。[434]

戈培尔12月3日赴维也纳，第二天下午在国家歌剧院的文化政治集会上发表了他的莫扎特演说，之后却更失落了。12月5日的日记里对“维也纳不真实的氛围”有更大的不满。他特别批评了维也纳市民给人对战争事不关己的印象，东线士兵可正在为他们做出巨大牺牲。这也显示他和席拉赫之间的摩擦日益加深——席拉赫正试着打造一个独立于柏林的文化系统。[435]

不过，无论私下有何不满，他的演讲对到会观众似乎效果不错，并引来报纸上的又一轮头条报道。[436]在维也纳爱乐乐团上演《蒂托的仁慈序曲》后，戈培尔走上指挥台，重述了席拉赫在开幕式上已经讲过的主题。他特别再次强调了在当下情境中发表纪念莫扎特的演说的适宜性：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由国家主办的节庆，正如现在这个纪念他逝世150周年的节日，将如何立足于这个正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代。我们的心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坚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的音乐每晚都在家园、在前线奏响。这是我们的士兵在抵御东方的野蛮主义时所守卫的事物中的一部分。[437]

在戈培尔看来，莫扎特生活、工作的声音世界和“我们正在经历的”艰难而充满危险的世界并不矛盾。两个时代有着共同的命运，都在尝试改变混乱的局面，建立纪律和秩序。他强调莫扎特和人民的深刻联系，接着说道：“莫扎特是掌握最完美音乐形式的大师，他不局限自己，不只为特殊阶层和艺术音乐行家写作；他是最佳意义上的人民的艺术家。”最后一点是，莫扎特完成了艺术的伟大使命：“振奋受苦难者的精神，把它引领到一个更好的世界。”[438]

演讲之后，戈培尔在冯·席拉赫、赛斯—因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省部级党首汉克（Karl Hanke）、省部级党首赖纳、匈牙利财政部长雷门伊—施奈勒（Lajos Reményi-Schneller）、巴诺·冯·阿伦特等纳粹高官和许多党内、国防军宾客的陪同下观赏了《魔笛》的演出。莫扎特逝世纪念当天，他停留在维也纳，访问了位于教堂巷（Domgasse）、几天前由冯·席拉赫亲自揭幕的新修复的“费加罗屋”（Figarohaus），还参加了一场由威廉·富特文格勒指挥的《安魂曲》。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演讲中论述说，演出《安魂曲》不只是为了悼念莫扎特逝世，也是向每一位阵亡将士致敬。戈培尔并不同意。他虽然认同音乐给到场观众以深刻的冲击，但在日记中写道，他将禁止在电台中再播出《安魂曲》。他认为，这样一部作品并不能给现在的人民带来慰藉，只会让他们更消沉：“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英雄式的死亡音乐，而不是带着基督或天主教信息的作品。”[439]

《安魂曲》演出之前，是一个编排得十分复杂的仪式，纳粹党借此在莫扎特逝世纪念日向他正式表示敬意。这个仪式被完整录制，在宣传新闻节目“德意志每周评论”（Deutsche Wochenschau）向整个帝国和所有的占领区播放。仪式在圣斯德望主座教堂（St.Stephen’s Cathedral）隔壁阿尔贝蒂娜广场（Albertinaplatz）的莫扎特纪念碑前举行。在一个士兵的守卫下，纪念火炬在碑顶点燃，碑身饰有纳粹十字和刻着M字（代表莫扎特）的金色花环。广场饰有纳粹十字和19个州的州旗，站满了人。场面极具节庆氛围，而冯·席拉赫命令维也纳市民必须在建筑上悬挂纪念莫扎特的旗帜，以“表达他们对这位最辉煌、最多才多艺的音乐天才的感恩之情”并向他报以“在他作为孤独的弃子被运到坟地时所缺的荣誉”[440]，这无疑也增添了节庆气氛。时钟敲响正午时，一个位于远处的小号组吹响《魔笛》中的祭司进行曲，冯·席拉赫同时大步走向莫扎特纪念碑和纪念之火，以元首之名敬献花圈。接着，他右手行纳粹礼，默立一分钟，以示敬意。[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