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扎特和共济会：纳粹的难题（第8/9页）

在20世纪40年代，不只是德国的歌剧院想要从《魔笛》中去除共济会的关联，同时代关于歌剧的书写中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目标。一些作者，如埃贡·冯·科莫尔任斯基（Egon von Komorzynski）和罗兰·腾舍尔特，都在策略上选择完全忽视作品中的这个层面。有作家愿意承认这部歌剧中有共济会元素，但告诫读者说不要太当回事。[131]这方面有一份特别有启发性的文件，是由蒂罗·科奈利森（Thilo Cornelissen）撰写的一份出版于1940年的《魔笛》小导读，读者对象是德国的高中生。正如引言中简短的全书纲要所示，科奈利森的主要目的是强调歌剧中深刻的民族性和群众性品质。这些特征让它和韦伯的《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及瓦格纳的《纽伦堡名歌手》有了不可分割的历史关联，“最为清楚地展现了歌剧中的德国特点”，是“有意摒弃外国元素”的产物。科奈利森论道，这些品质意味着它们“最重要的是应该在德国人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通过艺术教育一次又一次地更为接近大众”[132]。

在接下去题为“方法论讨论”的一章里，科奈利森从不同维度检视了这部歌剧，就莫扎特建立德国民族歌剧的斗争以及它对浪漫主义的预示，从政治的、共济会的、宗教的、象征主义的、人文的、童话的、民俗的、滑稽剧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从对材料选择的偏狭方式来看，很清楚，从一开始作者就偏向其童话性、民俗性和喜剧性元素的诠释角度，牺牲了任何政治的和宗教的意味。在这方面，科奈利森特别小心，不让这部歌剧和任何共济会建立起任何可能的联系：

将这些诠释和莫扎特最初的立场相比，我们意识到，大多数诠释都在《魔笛》中读出了它原本根本没有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把他们引入歧途，造成偏颇，无视真正的关键因素的，是“大师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对他作品的崇敬。应该在课堂上以多大的程度回应共济会相关的诠释，是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不仅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共济会，也是因为这些观点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尽管是以无以立足的哲学方式。[133]

阿尔弗雷德·奥雷尔的《莫扎特的德国道路》（Mozarts Deutscher Weg）则又一次试图否定莫扎特和共济会的关联。这本书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初版于1941年，两年后重印，本质上是关于莫扎特的一部传记研究，以莫扎特的一些书信为基础，并加上个人化的评注。如标题所示，本书重点在于探索莫扎特作品中的民族主义方面，这个主题在讨论《魔笛》的篇章中特别重要。不可避免地，奥雷尔否认这部作品和共济会的关联，并利用这个机会攻击那些在过去提出这种诠释的人：

近期有文献颇有目的地试图把《魔笛》视为“共济会歌剧”，并以此用错误的色彩为莫扎特这个人、这个艺术家画出整个肖像。小到特定的布景和文本细节，甚至包括某些乐句，它们都从中挖掘出一些类比，发明出一些诠释，这些类比和诠释都是为了说明这样一种思想，即这部歌剧只能以共济会为背景来解释，而莫扎特此处的目的几乎就是神化这个秘密社团。这些说法当然是后来才出现的，一旦提出，某些人就以难以置信的固执将其发展得越来越过分，但撇开这点不说，这些诠释也完全误解了《魔笛》的创作背景，不负责任地扭曲了莫扎特的形象。[134]

既然奥雷尔的目的是加强党的宣传，他所关心的是让这部歌剧脱离和共济会的任何实质联系，并加强将其作为魔法和幻想奇观来欣赏和理解的说法：

莫扎特一生的精神道路是从教条的天主教理念走向这种更宽泛的道德观，他在维也纳的共济会圈子里交了一些和他有着思想共鸣的朋友，则很可能让他和会所建立起精神和内心的联系。尽管如此，《魔笛》完全不是一个共济会弟兄的作品，而是一个满怀着时代理想的私人声明。如果我们相信剧中能找到颂扬共济会的联系点，那共济会那严格的保密制度就足以驳斥莫扎特竟会将会所仪式的细节搬上舞台的想法。剧中隐含的路径：魔法作品——东方情调——泰莫斯王（King Thamos）——埃及祭司及其神迹，就很简单地解释了《魔笛》的创作和设计。莫扎特在这部歌剧中所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一部具有高度道德思想的大众作品；而席卡内德所关心的是创造一部吸引人的魔法奇观剧，要充满尽量逼真的细节，并让这些细节有着貌似新奇的组合。[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