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扎特和共济会：纳粹的难题（第7/9页）

施洛瑟之所以没有反对克劳斯的制作，可能是因为这位指挥家遵从了他不要修改剧本的要求。无论如何，当克劳斯于1943年在萨尔茨堡音乐节再次上演此剧时，他的构思已经变了，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把萨拉斯特罗从一个战神变成了一个智慧的老谋士。也许克劳斯是在响应官方观点的变迁——此时，官方已积极鼓励清除《魔笛》和共济会的直接关联，并认为此剧应被呈现为德语说唱剧，一如其维也纳首演时的风格。

从戈培尔的两篇日记来看，推动在《魔笛》的未来制作中去除共济会形象的这股新力量甚至可能直接来自希特勒。1941年11月22日，这位宣传部长记载了和元首的一次讨论，讨论关于如何在德国舞台上呈现瓦格纳的《帕西法尔》和莫扎特的《魔笛》的问题。希特勒在谈到后者时，坚持自己早先的意见，认为文本和场景都不需要净化，但接着补充了一个重要意见，即“应该更像一部童话或舞台奇观剧，而非关于共济会的戏”[127]。几乎一年半之后，在1943年3月22日，希特勒重申了同样的观点，指出《魔笛》本质上是一出综艺节目，莫扎特的剧本作者席卡内德应被视为18世纪的海因茨·亨奇克（Heinz Hentschke，1895—1970）——柏林大都会剧院时任院长，几部流行轻歌剧剧本的作者：

元首只是希望莫扎特的歌剧要以与先前不同的方式进行诠释。例如，《魔笛》的剧本作者席卡内德经常被看成共济会的秘密宣传者，而事实上，正如元首正确地指出，他是莫扎特的海因茨·亨奇克。如果他没有找到莫扎特，他的文本早就不见于经传了。它们只有带上莫扎特的音乐才被奉为不朽。因此，在将来，有必要把《魔笛》制作得更像一部滑稽剧，而不是一部意识形态作品。我将更积极地关注这个问题。战争之后这个问题必然会解决。[128]

尽管戈培尔提到，围绕《魔笛》的意识形态问题有可能最终在战后被一举解决，但他也许忘了，在希特勒早先发表关于这部歌剧的意见之前一个月，帝国戏剧顾问就已经采取了非常具体的措施，把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在给戈培尔的一封起草于1941年10月15日的信中，施洛瑟写道：

为通告元首起见，并在解释一切可能性之后，部长希望去除《魔笛》中的一切和共济会的关联。我相信，若要取得这样的效果，舞台布景的风格将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此外，为把它的主要制作呈现为一部童话歌剧，回到如老报纸《维也纳剧院时报》（Wiener Theaterzeitung）所载的维也纳首演时所用的原版布景，是值得推荐的做法。在这个版本中，这部歌剧以天真而自然的方式呈现，像一个民间故事，祭司的场景只令人想起欢快的异教仪式。相比之下，辛克尔那气势宏大的草图可能更容易指向节庆般的情怀，而这可能会唤起会所庆典般的联想。

另外，对白部分的风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童话歌剧的导向，即，任何东西都无需热忱的宣示，一切欢乐都处理得尽可能欢快，以机械喜剧的风格来强调。

我再一次检查了整个文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某些表达，如“兄弟情谊”“智慧之殿”“考验之殿”“灵启之人”“大日轮”和“伊西斯之神秘”，都可以用共济会的语境来理解，但它们早已成为体系，用在任何其他的神秘教派、用在对整个18世纪的解释都说得通。由于这些词汇是咏叹调文本的一部分，它们也许不必更改。[129]

其实，在施洛瑟写下这份备忘录之前，就已经有许多证据，证明许多歌剧院已经开始积极地采用类似的原则。例如，1941年夏，萨尔茨堡音乐节主推《魔笛》的一个新制作，由海因茨·阿诺德（Heinz Arnold）任制作人，路德维希·西维尔特（Ludwig Sievert）任舞台设计，卡尔·伯姆（Karl Böhm）指挥。这个制作，如麦克尔·施坦伯格（Michael Steinberg）所说，将这部作品自然地呈现为贯通高端歌剧文化和大众剧场的桥梁。因此，整个制作试图“重新发现文本和乐谱中如童话般的天真”，拒斥“所有会太明显地带上政治意味的埃及和共济会元素”。[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