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第9/10页）

团村战斗后，12月15日，国民党军集中3个师兵力以“占领德胜关求匪决战之目的”[96]向德胜关展开进攻。德胜关“当黎川泰宁交通要冲，西南有盐隘草桥隘猴形沙矿各隘口，当江西福建的分界线，其余山岭屏障，林木森严，除此外无路可以通过，但德胜关两侧均系大山毗连，地形狭长，相当减少其防守价值”。[97]红军在此有红十五师、三十四师、十三师3个师的防御部队，除十三师外，战斗力都不强，全力防御有些勉为其难。陈诚报告的战斗经过是：“今晨微雨大雾，左右两翼自九时起初各以一部分向德胜关南北侧高地攻击。至戌刻我傅黄两师确实占领德胜关。”[98]退出德胜关后，红军被压往泰宁方向。20日，国民党军又占领黄土关。至此，江西方面战事暂告一段落。

德胜关、黄土关相继攻陷后，国民党第三路军一方面构筑碉堡，巩固自身战线，伺机向苏区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关注福建方面镇压十九路军的战事，准备配合其第二路军的进攻。同时，红军内部在作战指挥上发生争论，朱德、周恩来在团村战斗后致电中革军委，指出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如此，强调：“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战术运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出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99]对中革军委的分兵策略及顶出去打的基本战略含蓄提出批评。16日，针对中革军委24小时内连续四次变更作战命令的做法，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强调：“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100]12月20日，中共中央局决定调整红军指挥机构，取消红一方面军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及独立师、团等。1934年1月起，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脱离军事指挥。2月3日，中革军委正式改组，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就红军指挥系统而言，这样的改变应属必要。中革军委作为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当中共中央有意抬高代主席项英的军事指挥权时，享有相当大的军事指挥权。与此同时，朱德作为一苏大后任命的中革军委主席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负有直接指挥作战之责。两个指挥系统难相上下，经常发生颉颃，相互指责不断，项英离开中革军委后，这种局面即被改变。

这一时期，值得强调的是李德在中共中央军事指挥系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李德1932年底来华，埃韦特向国际报告他的到来并称“可能稍后我们要把他派到苏区去”。[101]1933年9月26日，作为共产国际驻华军事顾问弗雷德的代表，李德到达瑞金。应该说，共产国际对红军作战指导的态度是谨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只在原则上提供指导，基本不会干预具体的作战方针，强调：“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102]远东局也表示：“你们在当地，应该根据你们的判断行事，并要考虑我们的建议。”[103]对中共内部关于军事问题的争执及中共和共产国际顾问之间的争执，埃韦特曾经作出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小组政治领导之间的分歧，以及就我们所建议的每一项重大措施同中央军事小组政治领导发生的持续不断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妨碍作出一些必要的和迅速的决定。”[104]

当然，共产国际及其顾问的影响仍然非同一般，尤其是李德到达苏区直接参与指挥，在博古配合下，把共产国际的影响发挥到极限。李德在瑞金初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弗雷德经常会来电进行战争指导，在李德主导下，中共中央数次以现地为由否决了弗雷德的建议，由此导致1933年底至1934年初李德与弗雷德的冲突。而此时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和弗雷德也在福建事变等问题上激烈争执，以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报告：“因为我很了解弗雷德、瓦格纳（指李德——引注）和代表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和解是不可能的。”[105]弗雷德和李德之间矛盾激化，甚至到了“越来越主张批评瓦格纳，进而取消他的代表资格”[106]的地步，但是结果恰恰相反，1934年3～4月间，和李德及埃韦特两面作战的弗雷德离华，李德遂成为共产国际在华的唯一军事顾问。李德和弗雷德的争执可以看到的结果是以李德的胜利而结束，这大大提高了其发言权，加上不懂军事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对他的依赖，使李德逐渐成为中共军事政策的决策者，根据李德本人后来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