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第10/10页）

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我对每个涉及红军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并且直到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除此之外，一些建议只由几个同志进行了讨论，主要是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因此造成了对集体领导原则的部分违反。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107]

毛泽民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直率地指责李德：“党和红军的所有重大事项，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才能贯彻执行。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他的同意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做了，那么他就会开始训人，不管谁都训。”[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