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全力以赴（第4/5页）

从前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在淮水及黄河流域清剿捻匪，曾掘几千里的长沟，其工程之浩大，决非我们现在掘几里几十里战壕可比。但是壕沟在北方原很相宜，到了南方多山的地方，便不适用，所以我在江西剿匪，改用碉堡，在两个碉堡之间，我们的火力可以交叉射击，敌人便不能通过。这样连下去由福建经江西连到湘鄂，差不多有一二千里之长，只要每里以内平均有两个碉堡，敌人便不容易窜入。所以碉堡线可说是我们的万里长城，这个长城筑得坚固，就可以困死土匪！[32]

碉堡战术确定后，蒋介石对碉堡建设十分重视，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33]部分碉堡可由民众帮助守卫，“分给其手榴弹与旧枪子弹，使之不赖军队而能于一个月内切实自卫也”。[34]第五次“围剿”初期，国民党军有些部队对构筑碉堡执行不力，1933年11月中旬，红一军团为策应三军团发动的浒湾攻击战，北上突破国民党军在见贤桥、永兴桥一带构筑的松散碉堡线，令蒋介石为之震动。他连电前方，要求改进碉堡配置，增加密度，“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过二里以上”，同时指示加强碉堡群之构筑，形成重叠立体配置和相互间的有效火力配合。蒋介石并严厉警告，如构筑碉堡“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35]在蒋介石一再督促下，“敌土工作业力确实增强”。[36]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到1934年4月，仅在江西构筑各种碉堡5300余座，[37]福建573座。[38]“围剿”终时，其主攻部队北路军第三路军构筑碉堡4244座，[39]第六路军922座，[40]为沟通碉群大力修筑公路，1932～1934年间，共修筑公路4297.22公里，相当于1931年江西公路总里程284.6公里的十多倍。[41]碉堡之多，即便是江西省会南昌近郊，也是“堡垒林立”。[42]

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构筑的大量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的严密封锁网，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又针对着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坚的弱点，强己抑彼，一箭双雕，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反“围剿”初期的硝石战役中，红军集中一、三、五、七军团7个师部队进攻硝石，期望打破敌军“围剿”兵力部署，但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回忆，由于“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43]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该战役获胜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坚强”。[44]林彪对碉堡战术也有很深印象，谈道：“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联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的联络与策应……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45]事实上，当时苏区内存在的“土围子”即是碉堡战术效用的一个有力证明。李德回忆，他在中央苏区指挥作战时，有一次经过“一个用岩石筑成的堡垒”，“堡垒的洞穴里驻有一个地主的民团，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和水源，所以能坚守至今”。[46]这样的“土围子”在苏区并不鲜见，有的坚持达三四年之久。单独的“土围子”在苏区范围内的坚持，和红军缺少重武器而难以攻坚直接相关。

和碉堡战术相应，在“围剿”进行过程中，蒋介石具体作战指挥时坚决贯彻稳中求进方针。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硝石一带，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红一、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但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47]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不得不撤出战场。广昌战役初期，蒋介石明确指示陈诚：“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48]在进攻已有进展时，他又一再指示部队应继续辅之以碉堡和公路线之推进，“进展不必过急”，[49]“总须稳扎稳打为要”。[50]陈诚在攻下广昌后也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