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全力以赴（第3/5页）

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23]

在给陈诚的信中，他进一步谈道：

以匪之无远火器又无飞机高武器，不能妨碍我密集部队之行动，更可以匪之战术攻匪。故我军以后应注意三点：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时，则守为主，取内线作战为研究要点。但一有机缘，则直取攻势，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丑今日取攻势之行动，但其败兆亦即基于此，可以必也。其二，应力避正面一线配备，而转取纵深集团配备。只要吾人能坚持固守，则匪部交通接济，均无策源，必难持久，此亦必然之势也。其三，则游击战争与伏兵战争，急须实施讲求，并设法奖勉，否则无异盲目失聪，终为匪束手宰割也。[24]

1933年12月，在第五次“围剿”初期作战告一段落后，蒋总结战争经验，认为：“土匪来袭击我们，差不多每次都是下午，尤其是下午六点钟以后……我们对付他最稳当的办法，就是尽早到达宿营地切实准备，使他无隙可乘，不敢来犯。”因此他规定国民党军行军作战两原则：“以后在匪区行军，每日以三十里至四十里为原则”；“下午二时以前全部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迅即集结宿营，二时以后，不得继续行军”。[25]应该说，蒋介石一再耳提面命的上述战略战术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他本人也明确谈道：“我们现在以剿匪所最用得着的，乃是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时代所用的战术。”[26]但正如他所判断的：“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27]战斗毕竟是以战胜为目的，由于国民党政权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上内外环境给了其从容展开的时间，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虽然拙笨，但却最有成算。

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国民党军采用碉堡战术，通过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据碉堡战术的最早建议及采用者之一戴岳回忆，早在1929年冬江西召开的全省“清剿”会议上，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发言时即提到：

清政府在云南、贵州等地镇压土著居民的反抗时，土著民族曾依靠建碉守卡的办法予清军以重大打击；后来清军也是采用这个办法，最后征服了土著民族的顽强抵抗；因而主张对红军的“进剿”也可仿效这个办法，借以巩固“进剿”部队的阵地，并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28]

这一建议当时虽颇引起共鸣，但未付诸实施。1930年戴岳奉命“清剿”赣东北苏区时，对碉堡战术作了尝试，取得一定效果。1931年初，他根据这一经验提出“实行碉楼政策”，即扼绝要道，实行清乡，“断绝匪区的接济和通讯”的“围剿”方略。具体解释为：“碉楼的利处，就是能以少数的兵保守一方，使匪共不能击破，并且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股匪，同时可以阻绝匪的交通及活动，逐渐把匪区缩小。”[29]戴岳的这一主张，当时由于环境及认识的限制，仍未得到普遍推广，但重要据点碉堡的修筑已陆续开始。1932年6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阅三省剿匪计划，修正之。此次剿匪经费决以半数为修路、筑碉、赈济之用，而治本之道则注重于清廉县长与组织保甲、训练民团，分配土地，施放种籽也。决不求其速剿，只望其渐清也。”[30]修路、筑碉的作战思路在蒋这里引起注目。第五次“围剿”准备工作开始时，蒋介石即坚决贯彻大量构筑碉堡、利用碉堡层层推进的碉堡政策，强调：“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31]对碉堡的运用，他在下面一段话中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