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18/22页）

只有詹姆斯二世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孤家寡人。国教会七主教联名请愿，恳请国王收回成命。詹姆斯二世将七主教投入伦敦塔。七主教的委员会宣称：“如果国王可以取消有关我们国土宗教的法律，那就没有什么法律不可以取消。如果国王可以取消王国的一切法律，那么一切臣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将置于何地！上帝慈悲[209]！”鲍威尔（John Powell）法官对陪审团说：“如果本案成立，就不需要有国会了。一切立法将由国王乾纲独断。我将本案留给上帝和诸君的良心。”

1688年6月，七主教无罪释放。同月，国王收获又一次关键性的胜利：威尔士亲王詹姆斯·爱德华诞生。至此，等待天主教王室自然绝嗣的希望破灭，最后的摊牌无法避免。辉格党因为自己的鲁莽而濒临失败，却又因为敌人加倍的鲁莽而绝处逢生。

七、光荣革命：国会政治的成年礼

1660年，伦敦市在查理二世的复辟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688年也是这样。伦敦市长、元老和50名理事出席国会，与议员共计王国的未来。伦敦市的宪章也与王国宪法同步。查理二世的1683年宪章规定的元老投票制和铁票选举人团取消，布尔乔亚恢复了原有的法权。1689年2月，威廉·奥兰治召开的公约国会，通过了（规定一年后解散常备军的）《陆海军惩治条例》（Mutiny Act）。这意味着英格兰从此回到安全可靠的手——士绅和布尔乔亚掌握的民兵——中，排除了常备军和暴民的噩梦。《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和《宽容法案》（The Act of Toleration）、《权利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声称“国会议员的选举应当自由” 这一点并没有完全实现，只是逐步改善。正如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国会选举并没有完全受到控制，威廉、安妮和汉诺威王朝的国会选举也不是戏剧性地突变为完全自由。直到19世纪中叶，受豪门或腐败关系网络操纵的口袋选区（The Pocket Borough）仍然是公开的秘密。但查理二世一朝仍然存在的那种政府主持、教会和司法配合的制度性操纵渐渐被人遗忘，以至于后人往往认为这是拉丁美洲特有的现象。

1688年以后，托利党的忠诚日益集中于教会而不是王室。1701年《王位继承法案》（The Act of Settlement）结束了王室与国教的信仰分歧可能带来的尴尬，也使得安妮一朝不再仅仅是辉格党人的王朝。托利党在博林布鲁克时代重新回到政治中心，这时的党争已经不再与革命或叛乱相联系。规定法官职务保护的，也正是这个《王位继承法案》。1707年英苏两王国国会的合并，意味着联合王国的君主宗教上可以同时成为（英格兰）国教徒和（苏格兰）长老派，政治上同时接受托利党（国教徒）和辉格党（长老派）的效忠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直到洛克与菲尔默论战时，政治理论一般是从属于神学理论的。

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以渐进的方式推进，英格兰渐渐塑造近代的形象。1695年，《出版许可证法》（LicensingAct）不再延期，出版自由大体上实现[210]。1696年，《剥夺公权法案》（The Act of Attainder）在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使用[211]——但从未废除，只是根据惯例不再付诸实施而已。所以，从成文法的角度讲，英国甚至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英国的司法独立必须依赖成例的保护。当然，英国的宪制也是如此。

然而保留中古特征最多的，其实是连接宪法和柴米油盐性质的普通法的地方自治。英国人的自由观是消极的，英国人的自由意味着别来管我，不受武断的逮捕，不交未经投票的税，没有征兵制，没有政府干预经济，没有宗教迫害[212]。柯克和国会党人这样解释：“英国的法律是英国自由的基础，和英国国会一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诺曼暴君企图凌驾于法律和国会之上，英国人保卫自己的自由，产生了《大宪章》和其他宪法性文献。我们先人的智慧建立了完美的平衡宪法，实践中可能偏离正轨，但可以矫正和恢复。”格言“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从文字上和法律意义上伸张的都是培育普通法的封建自由，沉淀了贵族—骑士—士绅—自耕农这个历史序列几百年来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