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17/22页）

1678—1681年，在天主教徒阴谋作乱的流言中，三届国会连续通过三个反对天主教徒继承王位的《排除法案》（Exclusion Bill[205]）。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 Cooper, 1st Earl of Shaftesbury）充当了反对约克公爵的密谋中心。1679年，他诱使国会拒绝王室提名的发言人，企图将一个辉格党政府强加于国王，结果功败垂成。但国王的胜利不属于自己，而是他对托利党和国教会士绅彻底屈服的产物。沙夫茨伯里伯爵在伦敦市的庇护下逃过了国王和托利党的打击，逃亡荷兰[206]。从长期国会到复辟，这座古老的自治城市早已习惯制定自己的政策，像威尼斯共和国对待意大利一样对待英格兰。

1682—1683年，查理二世在托利党人的支持下着手制服伦敦市这个心腹大患，制造一个听命于白厅的选举人团。1683年，王室设计的新宪章规定，不经王室同意，不得任命市长、郡治安官和书记官。同年，政府打击辉格党领袖。蒙茅斯公爵逃亡，埃塞克斯伯爵在伦敦塔自尽，罗素和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被处决。根据《三年定期集会法》（The Triennial Act），新国会应该在1684年召开，但查理二世一直没有下令召开。1685年2月，他在临终病榻上皈依天主教，坐实了辉格党最坏的猜测——斯图亚特王朝只是通向天主教复辟的中间站。从国王的个人立场看，他已经为正统继承人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扫清了横在约克公爵詹姆斯与英苏两国王位之间的主要障碍。

詹姆斯二世在平静中继位。由于1683年对城市宪章的修改，1685年5月召开的国会比1661年以来任何一届国会都更为倾向王室，513名新议员中，有200人是王室的铁票库。新国会投票拨给詹姆斯二世2000000镑（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时的岁入是1200000镑，克伦威尔两倍于此）。蒙茅斯公爵在英格兰、阿盖尔公爵在苏格兰分别兴师，兵败伏诛[207]。辉格党人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表面的胜利使詹姆斯二世忘记了他的政权不是依靠王室的强大，而是依靠内地国教徒－托利党绅士的勉强效忠和伦敦布尔乔亚的勉强容忍才得以维持的。1687—1688年，他迈出了致命的一步，两度发布《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其目的是将英国主流社会排斥的极左（清教徒）和极右（天主教）势力团结起来，颠覆国王自己的政治基础——国教会，从而为英国的天主教复辟创造机会。在人类全部历史上，愚蠢程度能够与之媲美的，也只有二战时期的某些巴勒斯坦犹太团体，建议借助纳粹德国的兵力推翻大英帝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从而实现犹太国独立。

托利党人被国王的恩将仇报惊呆了。早在内战前，詹姆斯一世的名言“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208]”就是维系保王党－骑士党－托利党大家庭的基本价值观。查理一世在一切利益问题上都愿意谈判，唯独在坚持（国教会）主教制的原则问题上宁愿选择断头台也不作丝毫妥协。骑士党流亡者在这位王室殉道者的精神感召下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在扬眉吐气的复辟时代，他们同意接受革命造成的大多数既成事实，唯独在恢复国教会（国教会）主教制的原则问题上，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到底。即使在光荣革命之后，托利党最后的宪法理论家罗伯特·菲尔默爵士仍然在坚持教皇和民众是正统君主制的两大蟊贼。然而，托利党人忠于正统君主的原则，正统君主却不忠于托利党的原则。

清教徒生长于血腥玛丽和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恐惧中，如果有什么能比国教会主教制更能让他们痛恨的事物，那就只能是天主教会教皇制。在社会上，这些清教徒大多数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习惯于用激进思想表达他们对伦敦商业寡头的不满，在关键时刻却又常常跟着商业寡头走。他们当时无视斯图亚特王朝的姿态，后来又加入了欢迎威廉·奥兰治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