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16/22页）

英格兰的无政府状态给宪法保王党人提供了论据，只有保王党国会才能召回王朝。查理一世以其生命几乎毁了君主制，却以其死亡挽救了它，创造了为正统君主制和国教信仰去反抗不法暴力而以身殉道的神话。可以说，取得胜利的并不是毫无势力的流亡王室，而是王室体现的法统和文治原则。假如人类是完全理性的生物，那么法统以及君主制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统治人类的一向是人类的弱点而不是美德，而法统是对有限理性的承认，君主制则是法统的象征，保护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弱点。爱德华·海德（克拉伦登伯爵）认为，国王的职能是保卫法律、秩序和财产，反对国会依靠暴民政治进行专横独断的统治[198]。他的宪法理论即将成为复辟王朝的法理依据。1660年4月4日，流亡荷兰的查理二世发表《布雷达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Breda），信誓旦旦地宣布:只有恢复正统君主的历史成例，才能恢复法统，结束军事专政；复辟王朝将会保证信仰自由和私有财产，大赦天下。5月25日，查理二世返回英国。

六、复辟王朝：政党的黎明

复辟王朝并不是正统王室反攻倒算的胜利，他们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表现出有这个能力，而是王国各阶级，特别是伦敦市，在两种危险中权衡利弊后的选择。1660年，他们认为有法统的古老君主制比无法统的强者自立为王危险略小，不能认为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复辟王朝已经不像列朝君主有属于自己的收入，可以“自食其邑”（王室产业[199]），而必须完全仰仗国会的供给。国会拥立的查理二世更不能像护国公政权一样，有一支可以胁迫国会的大军。王权的主要支柱——国教会恢复了他们的土地、上院的席位、旧的祈祷书[200]，但高级宗教事务法庭（High Commission）没有恢复。1678年，国会取消“一切宗教制裁死罪”，将此后的教权局限于精神领域，因此教会法庭慢慢丧失了权力。从国会权力的角度来看，复辟王朝统治者远比都铎王朝统治者、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更易相处，更不用说护国公了。王室的相对弱势使得政治纠葛更多地发生在国会各党派之间，而不是在王室与国会之间。托利、辉格两党对立而又互补的格局在复辟时期形成，也与此有关。

公约国会完成了遣散军队——王室和国会共同的心腹大患——的任务后，于1660年12月29日解散[201]。1661年，选举在公约国会的两个盟友——保王党（骑士党）和长老会——之间进行，长老会遭到惨败，只获得下院不超过五十六个议席。一党独大的骑士国会（The Cavalier Parliament）陶醉于正统教会和君主的胜利中，表现得比君主更保王，通过了从中央和地方政府中排除不信奉国教者的决议[202]，挫败了王室将长老会纳入国教会的企图——这一战略也许是斯图亚特王朝最好的机会。由于王室意态消极，或者说采取了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策略，骑士国会不断侵蚀行政权，以至于麦考莱认为17世纪英国革命的任务其实在骑士国会期间就已经完成了[203]。

骑士党和长老会的竞争是托利、辉格两党斗争的滥觞，他们是在1679—1683年的王位继承权斗争中获得后来的名字的。托利党士绅是君主制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们的忠诚不仅属于王室也属于教会[204]。只要国王忠于国教会，他们就会坚持基督徒的本分就是消极服从王权。但是王太弟约克公爵詹姆斯是公开的天主教徒，国教派和长老派都不能完全信任他。分歧由此而生：托利党的中心人物是哈利法克斯勋爵（George Savile, 1st Marguess of Halifax），他们主张正统原则优先，只要约克公爵承诺尊奉国教，把天主教信仰限制在私人生活中，就仍然支持他继位；辉格党则不惜一切代价排除天主教继承人，宁可支持蒙茅斯公爵，尽管查理二世已经在1679年1月24日宣布公爵为私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