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人类的事业从殖民地到《常识》（第11/16页）

我说这种联合不可能，是指在没有凶残的暴政和压迫的情况下。当一个国家里的人们拥有不想失去的财产，享有不愿遭到损害的特权时，他们通常更愿意保持安静，愿意忍气吞声而不会赌上一切。如果政府温和并且公正，重要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都得到保障，这些人民也会恪守本分，温和顺从。毕竟，无风不起浪。[11]

对殖民者来说，他们拥有的财产和特权包含人和土地。尽管在殖民地内部也有些权威施加得越来越严，但殖民者对于英国给殖民地强行施加的不公正权威越来越觉得反感，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新英格兰所宣扬的美德与南部奴隶制所昭示的物质主义之间的冲突。撇开其他不提，这个时期的蓄奴情况在北部城市地区和南部农村地区其实是一样的。从人口比例来说，北部城镇的奴隶比例和弗吉尼亚、马里兰这些南部烟草种植区的比例持平。在纽约，17世纪末（1698年）有35%的家庭拥有奴隶，到了18世纪早期（1703年），这个比例攀升至41%。在波士顿，1710—1742年，白人人口翻了一番，而奴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同期翻了两番，升至8.5%。

富兰克林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变革之风。他在写下大量的文稿、书信和公文之余，还化名“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出版了《穷理查德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s），试图提炼、传播一些更有哲理的观点。他的年鉴于1732年首版，在此后的25年里不断再版，每年约卖出一万本，是当时的畅销书。这个虚构的“穷理查德”居住的地方虽然也有契约佣工威廉·莫拉利在宾夕法尼亚经历的那种残酷现实，但总的说来还是一个想象中的美洲，在这里善有善报，勤能致富。然而，事实上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再怎么努力工作，也不会迎来成功；与此同时，对于北部和南部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说，辛苦的工作只需交给别人即可。这令人沮丧的现实并没有影响富兰克林向其同胞提出乐观的建议。在写给他的朋友、伦敦商人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的一封信里，富兰克林暗示道，帮助不幸的人也许会构成“对上帝和自然秩序的反抗，他们的贫困和悲惨很可能是自己懒惰和浪费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为此而注定遭受的适当惩戒”[12]

这种观点远非为富兰克林所独有，也不仅仅局限于18世纪，但对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却有着特别的影响。当时的精英殖民者吸收了洛克派对于天赋人权、自由和社会契约的自由主义思想，发起“美国启蒙运动”（American Enlightenment），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富兰克林这种观点的发展。当然，殖民者们一旦决定脱离英国，洛克的文章就更具影响力。《独立宣言》就参考了他《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1690年）中的一些段落。殖民者发起独立革命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洛克观点的影响还有待商榷，但至少对当时的美洲来说，洛克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既能就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领主如何保留世袭特权给出建议，又能基于自己的白板说哲学宣扬天赋人权的理念。更宽泛地讲，洛克的观点与殖民后期日益增长的乐观主义和机会主义信念相融，而这也正是富兰克林指出并且鼓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可回溯到清教徒移民早期要建立“山巅之城”的宗旨声明。在18世纪中期，虽然英属北美殖民地还没有为“全人类的事业”而结盟，这种理想的模型已经在各个殖民地之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这些关于人类、自然和新世界到底有多大可能臻于完美的探讨和辩论，当然不只局限在精英殖民者的饭桌上，而是通过布道传播给了更多的民众。例如，波士顿牧师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写下了《论无限服从》（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1750年）一书，在大西洋两岸都重印数次。这本书写在查理一世被处死的100年后，在书中，梅休捍卫了这一事件的正义性，并且回答了“个体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那些既得权力者”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如果当权者是“一个不讲道理、野心勃勃、残酷无情的人”，那么就完全不必屈服——这也正是十年后富兰克林提出的观点。但是和富兰克林一样，1750年的梅休还没有开始主张摆脱殖民枷锁，因为那时的英国统治并不算太专横。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殖民者“学会自由，学会忠诚”。与此同时，梅休也提醒自己的教众以及更多的民众认识到“政府是神圣的，不可视同儿戏”。[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