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第17/23页）

一名警员挪到了柯克旁，静静地把他刚在地上捡到的铁烟斗拿给柯克看，烟斗上系着绳子，是一个学生落下的……

罗森塔尔的文章一发表，就惹恼了几十个读者。这些人把柯克博士看作是造成这次起义的一个反派，一个反动的当权者——他的愚蠢挑起了此次不和，他容忍大学参与政府的军事研究计划，这一行为是对哥伦比亚大学正直性的蓄意侵犯。《纽约时报》收到了几封字里行间充满怒气的来信，《村声》报上也登了几篇纳特·亨托夫和杰克·纽菲尔德的文章，既批评罗森塔尔的文章，又指责报纸管得太宽。《纽约时报》被他们描绘成当局的一个畸形器官，企图美化莫宁赛德高地[注：莫宁赛德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又作“晨边高地”，是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的一个社区，区内有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曼哈顿音乐学校、圣约翰神明大教堂、圣路加—罗斯福医院等机构。]上它的同类机构，在报道上安排了那些只会中伤学生示威者的材料和腔调，没有对引起学生不满情绪的原因或警察的暴行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据报道，有近百人在与警察的混战中受伤，其中包括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他头部被打伤——是拿手铐当指节铜环打的——共缝了12针）。

罗森塔尔被自己的文章引起的不利反应搞得心烦意乱。尽管他把主要原因归于那些为给《纽约时报》找茬儿而极尽能事的新左派评论家，但他仍然弄不懂突然之间自己的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经历了长时期的成功、被赏识、受奖之后，好像现在他接触的一切事情都会给他招致不幸：他与盖尔布合写的书受到评论家的谴责；他编辑的晚报版被苏兹贝格舍弃了；把格林菲尔德安排到华盛顿的努力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多年来自己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又成了众矢之的。他不知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没做错什么，该受到这样的报应。但有一点他非常清楚——1968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对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来说，这同样是使她不快的一段时期。再过不久，她就76岁了。近来，她对《纽约时报》的未来一直表示深刻关注。在最近几年里，在各种斯刊和杂志上有大量文章批评《纽约时报》，如《评论》与《遭遇》（Encounter）、《星期六晚邮报》、《时尚先生》、《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其中大多数把目标集中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上，还有一些则把矛头指向管理《纽约时报》管理者的人品。这些批评文章发表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和他的主编助理们要认真重读一下，看是否能找到事实方面的错误或遗漏，如果卡特利奇或苏兹贝格家族的某个成员提出质询，丹尼尔便也好准备一份备忘录来答复。这个备忘录可以使对方的批评站不住脚，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给找茬儿的杂志写封信，纠正其错误。直到1968年，苏兹贝格夫人像所有编辑一样，一直都相信这种公开的批评没有什么价值。这些文章在指责《纽约时报》出现事实错误的时候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要么是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纽约时报》编辑们有很大的个性差异并且内部也争斗。苏兹贝格夫人认为这是夸张的说法，她在给写这种杂志文章的一个作者写信时也这样说过。

但现在，1968年，继格林菲尔德事件之后，她不再那么肯定了。最近，她也被登在自家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所困扰。这些文章过分谈论性问题并建议年轻一代彻底放弃过去的道德束缚。一篇令她特别生气的文章登在女性版上：它描述了纽约大学里的女生如何在一种性解放的氛围中与男生一起生活。文章不具名地提到一个女生，她是巴纳德学院二年级学生，而巴纳德学院是苏兹贝格夫人的母校。这位巴纳德学院的女生与一个哥伦比亚大学三年级男生合住一间公寓，每月租金100美元，从那里可以步行去上课，这对大学生已合住两年了。文章继续写道，他们曾经飞往波多黎各做流产手术。但现在，他们不再服用避孕药了，想要生孩子但又不一定结婚，他们认为结婚是“太严肃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