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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森塔尔和业主恢复了和平气氛，但年老的编辑们仍感到被出卖了，他们几天没理睬苏兹贝格。最终卡特利奇答应了苏兹贝格最诚挚的恳求：千万不要让这一件事破坏他们多年的交情。但丹尼尔在此后近两周时间里继续冷落苏兹贝格。后来有一天开完新闻会议后，当他最终又和苏兹贝格在他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里随便交谈时，丹尼尔不再保持平静了，大声冲他叫嚷，简直把他当成小学生来教训。此后，好像丹尼尔和庞奇·苏兹贝格再无可能修好了。

《纽约时报》在此后几周里一如既往地继续出版，不过有几天里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好像无精打采，情绪极度低落。格林菲尔德事件令人窘迫之处已经通过《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全国曝光了，新闻编辑部里还有传闻说丹尼尔正在寻找另一份工作，卡特利奇纯粹是在消磨时光等待退休。报社内部管理层虽然支离破碎了，但外部世界的事件更糟糕，这起初就给编辑们造成积极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掩盖互相间的分歧，以便多少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家一时的混乱局面。在美国国内有一种骇人听闻的分裂形势，以致林登·B.约翰逊在3月31日不得不承认他不能使国家团结起来，因此他不想寻求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越南战争仍然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消耗了国家的财力，也使全体国民失去了耐心，造成了以仇恨和暴力为一般特征的派系斗争。4月，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一名狙击手枪杀，引起芝加哥和华盛顿的骚乱。6月，罗伯特·F.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身亡，而三个月前，他在那里开始争取民主党提名，现在刚刚在加州预选中达到胜利的顶峰。在这两起死亡事件之间，全国和平示威者和警方发生了冲突，白人种族主义者高呼“法律与秩序”的口号，而黑人种族主义者则呼吁“黑人权利”。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在当年最激烈的学生抗议活动中，五座大楼被占领，课程停止了，720名示威者被传讯，该大学校长也在暑假期间要辞职。这次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活动是从4月开始的，当时学生们想迫使校方中止与国防研究院（该研究院是12个大学联合体，为政府进行军事研究）的协议，并且停建在哈勒姆和哥伦比亚社区间的莫宁赛德公园里的一座九层体操馆——“体操馆乌鸦”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专用语。

但这些问题和学生同政府的关系严重破裂有关系，它们是普遍所说的世界性的“代沟”的一部分。现在波兰也有学生们的集体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也组织抗议活动。欧洲、亚洲形成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潮流，而老人们则争着购买黄金保值，在60年代不稳定的标准下寻求安全感、稳定感。在美国，大公司实行计算机化，利欲熏心，为一个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东西的国家制造劣质汽车和不值钱的奢侈品。在这些公司继续日进百万的时候，年轻人却在越南送命，像庞奇·苏兹贝格这样的中年人好像也被搞得模棱两可，既不属较老的一代，也不属下面年轻的一代。42岁的苏兹贝格同其他机构的头头们感受相同——就好像他们被调到同一个频道，正在被相同的静电干扰一样。每一层的权威都正在受到求变压力和公众抗议的挑战。年轻人，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实力，却能在一个人造时代通过电子技术和戏剧表演的神秘结合获得一种短暂的影响——马克·拉德，红色丹尼，拉普·布朗，伴有迪斯克舞步的激进分子和演奏吉他的修女们是使约翰逊和戴高乐、国际银行家、社区学校教师和巡逻中的警察头脑发热的气氛的创造物。甚至连罗马天主教会这样一个原教旨主义机构也被迫做出让步，碰到了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