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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西顿1964年成为国内新闻主任后，开始体验到与索尔兹伯里在国内新闻组最后一年和罗森塔尔之间发生的事件相类似的事件——这些差别并不总是因为个性，而是因为在某些报道应归纽约组还是国内组处理问题上真正的不一致。来自海外的报道无可争议地归国际组管辖，但包括华盛顿分社在内的国内组和纽约组之间的管辖界线却经常是交叉重叠的。例如，对肯尼迪一家的采访被认为是国内组的地盘，但当肯尼迪被刺杀后肯尼迪一家有时在纽约，有时在华盛顿，并且在纽约建起了住所时，哪个组负责采访哪个肯尼迪的问题就经常有争议了。

1965年，纽约组阻碍驻扎在华盛顿的《纽约时报》的国内政治记者戴维·S.布罗德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采访肯尼迪总统的讲演，因为普林斯顿是纽约组管辖区域的一部分。作为可能的报复，国内组拒绝让纽约组的采访过约翰逊讲演的记者去阿肯色州的温泉县报道青年共和党全国理事会关于新泽西告密案的行动。西顿把戴维·布罗德安排到阿肯色州，布罗德从那里发回了他的报道，把它归档于纽约组，但经过一次编辑就被扼杀掉了。布罗德感觉到了在他的一些任务上两组之间的对立，他还感觉到被《纽约时报》的官僚制度所限制。于是1966年8月他辞去了《纽约时报》的工作，加入了《华盛顿邮报》。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请求下，他写了一个备忘录，列举了他的不满和对《纽约时报》的印象，对《纽约时报》的政治采访和华盛顿分社状况的看法。布罗德打印的备忘录不留空行，将近八页。他详细地有时是尖锐地描述了和纽约组打交道时遭遇的挫折。他写道，华盛顿的精神状态是很低落的，他对克劳德·西顿的主任职权和纽约过分强调名人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和低估倾向性报道或更有分析性特写报道的一般倾向，多次表示不满：

例如，《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我写的有关艾森豪威尔与里根会面的报道，可这次会面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它给我仔细记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道以常规的内页处理，报道是说十分缺乏政治基地的尼克松已经为其1968年总统竞选建立起了来自南方的坚实支持……

总体上来说，我的印象是，以下几个刺激，会激发《纽约时报》的编辑对于一个政治事件的反应：极端事件，不管是来自新左派还是激进右翼；来自南方（而非北方）的黑人所采取的政治行动；任何有关肯尼迪的新闻。这些也许是纽约鸡尾酒派对上面政治话题当中的精髓，但是，如你所知，他们并不会欢迎真正推动全国政治的有关问题。

……官僚政治所带来的挫败。我并不愿提醒你这一点，但是它为《纽约时报》报道时代脉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困难。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恐怖故事；而这一脉搏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你经常独自一人在外，而当你在纽约被强奸时，你痛苦的哭号永远不会被听到。例如，你写了一篇来自华盛顿的“内幕新闻”，讲述罗姆尼如何在来自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去反对鲍勃·格里芬第二届连任参议员提名，之后再写到罗姆尼对此即将做出的决定会怎样为他进行总统竞选的前景产生影响。国内组编辑[西顿]读了你的报道，并且说写得“猜测性太强，等他做了决定再这样写也不迟。”他做出决定之后，你已经在写另外一篇报道，而出现在《纽约时报》上面的仅仅是一条长度为两段的特约记者报道，缺乏任何必要的背景……

在初选两天之后，你正要离开加利福尼亚，准备飞越全国，去往波士顿奔向下一项任务。在凌晨时分，你在洛杉矶机场给国内编辑打电话，告诉他你有一篇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新闻要写，问他和洛杉矶分社有没有意见。他说可以。你在飞机上写了这篇报道，而当你在波士顿着陆，你就给洛杉矶分社打电话，核实几项细节；那里值班的助手没有表露出任何显示计划冲突的迹象，因此你从波士顿机场向纽约口述了这篇报道。当你一个小时之后到达旅馆时，你给国内组打电话询问你的稿件有没有问题，之后你被告知你的报道被留存，因为洛杉矶决定刊发一篇新闻分析，因此没有版面再刊发你的文章。你的抗议被否决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第二天的报纸既没有刊发那篇新闻分析，也没有刊发你的报道。你的报道最终两天之后刊发了出来，而那篇新闻分析一直都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