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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这样做了——事实上，正是伯恩斯坦最早提醒卡特利奇注意罗森塔尔作为一个编辑的能力——如果说伯恩斯坦由于在48岁时得知自己不会升得更高而失去了个人的努力，那也是无法察觉的。但在加斯特那里就不同了。也许伯恩斯坦对自己在《纽约时报》的局限性比加斯特认识得现实得多。如果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想让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坐到最高法院的席位上，他肯定也不想让西奥多·伯恩斯坦坐到主编的椅子上——《纽约时报》一个供亮相的位子，一个在社会流动中达到最高点的位子，一个能冲破美国民主体制中所有不利障碍的护照。西奥多·伯恩斯坦，接受现实，集中注意力作为一个编辑的职业，由此获得了信心。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至少他看起来不会因为害怕走得太远而被吓住。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说他想的东西。正是伯恩斯坦，连同牛栏的一个叫作刘易斯·乔丹的助理编辑，在1961年的一个夜晚领导了反对派，当时奥维尔·德赖富斯命令《纽约时报》降低塔德·肖尔茨关于猪湾入侵计划的报道的调子。第二天伯恩斯坦在德赖富斯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抗议，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是有差别的，德赖富斯把这二者混淆了。伯恩斯坦对德赖富斯说，如果国家安全是在战争形势下或近乎战争的形势下提出的，关于新闻界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不应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伯恩斯坦继续说，但在国家利益的事情上，新闻界说出真相不仅是一个正当的选择，还是一个应尽的义务。

如果是另一个编辑这样说，这也许就会被看作不服从命令，但伯恩斯坦说这样的话却没事，因为他是特殊的：他是《纽约时报》的技术天才，是报社在语法和规则上的卓越权威，他是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不可随意变换的部分。卡特利奇知道这一点，他给了伯恩斯坦很大的自由度。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尔上来之前，在卡特利奇下班前喝酒的日子里，经常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着整个新闻部。

但罗伯特·加斯特成为主编助理之后，却没有显示出与伯恩斯坦相当的权威。作为一个人，加斯特似乎越来越陌生。尽管他从来是不合群的，但现在他更少说话。他仿佛被提拔进了黑暗之中，或者深为私人问题所烦扰。每一天早晨他迈着轻柔的步子走进新闻编辑部，有点僵硬和得意，缓慢的、四处流盼的目光扫一下成排的记者桌子，抬头走向衣帽间。几秒钟后，他出来走向靠南墙的桌子，在路上同他碰见的人勉强笑一笑，然后坐在他的桌子边上，用这一天其他的时间从事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对编辑部的几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神秘的。他似乎是在审查编辑部的开支账目，此外还做点处理办公室装备和其他管理细节的事情。有一次，一位来自业主办公室的高级管理者抱怨新闻编辑部的环境凌乱，专挑出记者们把大衣乱放在桌子上、把烟头随意扔在地板上的习惯，于是加斯特发了一份编辑部备忘录，要求所有大衣必须挂在衣帽间，并且在每排办公桌上都放了烟灰缸。但大约一个月后，几乎所有的烟灰缸都不见了，地板上仍像以前一样乱七八糟地扔满了烟头，首要的违反者是嗜烟如命的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

1956年冬天，一个不确定的时期，《纽约时报》的几个记者和编辑被参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传唤，调查报纸行业的共产党人或前共产党人。罗伯特·加斯特的正直和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被传唤人的仁慈是他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在其他管理者似乎受到强烈压力的时候，加斯特保持了冷静。他让被传唤的职员放心，尽管他不同情共产主义，但他尊重他们不揭发党内过去同事的立场，如果他们已经离开了共产党，完全诚实地声明他们已经签名同意这一结果，并已通过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送交了苏兹贝格，他们的职位是有保证的。与其他编辑相比，加斯特对于被调查一事并没有显得更公正或者悲观。报社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加斯特对陷入麻烦的人抱有同情心和怜悯。现在，十年后，加斯特仍然平静地靠着新闻编辑部的南墙坐着。不管他特殊的职责是什么，他都能充分地履行职责，因此他在卡特利奇任上稳坐了12年主编助理的位置，而且目前在丹尼尔在位期间也干了两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