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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一出现，就对那些并不认识他的人，表达出一种严肃感，一种令人胆颤的距离。他长着一个棱角分明的面孔，很少有笑容的薄嘴唇上是一个稍微下垂的八字须。他小小的白蓝色眼睛没有表情地从钢边眼镜里透射出来。这副眼镜破旧不堪，对他的视力并没有太大的改进。索尔兹伯里六英尺高，但显得更高一点儿，因为他有一个瘦削而过分细长的身材，宽肩膀，以及一个稍小的脑袋。他的头发一度是金色的，现在成了银灰色的。在他低头伏案阅读或打字时，稍长的几缕头发通常悬挂在他的左眼上。他既不喝酒也不吸烟。1949年他戒了酒，当时是在“冷战”最糟糕的岁月，遭到拒绝和怀疑的日子里，他在心理上和体力上准备到莫斯科为《纽约时报》服役。几年后为了健康，他放弃了吸烟，现在他吃补药代替香烟。在他坐在新闻编辑部的办公桌旁阅读苏联杂志时，或者在他的小黑皮本上草草记笔记时，或者以呆滞的眼神注视着伏在打字机上成排的脑袋时，咯吱咯吱地嚼着这些药丸。

尽管在1966年夏天几乎没人了解索尔兹伯里，但新闻编辑部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但并不都是负面的。许多人认为他不仅是一个高明的记者和作家，还是一个高效率的编辑，他对《纽约时报》关于肯尼迪遇刺的报道的监管被视为优秀的。其中一些人说，索尔兹伯里之所以不得人心，无疑是因为他不得不执行丹尼尔或者上头的命令。但另一些人说，索尔兹伯里执行命令过分热情了。他似乎喜欢扮演拉斯普京的角色。尽管不公正，编辑部里的几个小故事强化了他的这种形象。据说索尔兹伯里怀疑美国政府的计划，于是斥责记者没有揭露它们。他飞到华盛顿去怂恿上层辞退一个已经失去纽约总部欢心的《纽约时报》的老人。有个人曾把索尔兹伯里扔到地板上的一份文稿捡起来又交给了他，他对这个人突然回答：“如果我把一份文稿扔到了地板上，这就是我想让它待的地方！”一天，索尔兹伯里注意到，《纽约时报》在最近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的报道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她在头天晚上出人意料地祭扫了她丈夫的墓地，于是他生气地走进房间。

“昨天晚上谁是最后走的？”他叫喊道，圆桌边的文字编辑都抬起头来。

“是我。”最终有一个人回答说。

“为什么你不把一个新线索放在杰姬[注：杰姬，杰奎琳的昵称。——译者注]的这篇报道上？”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新线索。”

“你错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索尔兹伯里先生。杰姬以前也这样做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这篇报道没有提供一个新线索的原因。”

“你和牛栏联系了吗？”

“我联系了，他们也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新线索。”

索尔兹伯里嘴唇紧闭，迅速转过身，走掉了。几天后，国内组的一个下属编辑向这位文字编辑出示了索尔兹伯里写的一个备忘录，指责这位文字编辑的错误判断，并且指责他过去犯过类似的错误。

“这不是真的，”这位文字编辑说，“我想解释一下。”

“噢，不，”这位下属编辑平静地说，“不要回答，小心为好。他现在掌握着许多家伙的材料。”

另外两个主编助理——一个叫罗伯特·加斯特，另一个叫伊曼纽尔·弗里德曼——都是平静的不爱挑衅的人，不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西奥多·伯恩斯坦，新闻编辑部的谣传从来不集中在他们身上。罗伯特·加斯特是一个瘦瘦的、衣着整洁得体、浅棕色头发、有点儿冷淡的弗吉尼亚人。他有一个瘦削红润的脸盘，戴着角质框眼镜，使他显得冷漠。加斯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1925年加入《纽约时报》，在城市组当文字编辑，三个月后西奥多·伯恩斯坦也加入了这个组，他在哥伦比亚的校园就认识了伯恩斯坦。在他们到《纽约时报》工作后不久，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还得到了业余去哥伦比亚大学教新闻学的工作。1933年他们合作为文字编辑写了一本指导手册。几年后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被提拔为文字编辑组的助理编辑，开始了多少有些相似的晋升轨迹，并在1952年达到顶点，卡特利奇宣布他们成为主编助理。但同时私下卡特利奇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再得到晋升了。这是他们在《纽约时报》的最终岗位，他们不会超过他。卡特利奇说，他们应该致力于帮助他管理正在扩大的编辑部，使他们的个人目的服从于报纸的更大目的，帮助他选择和培养《纽约时报》的年轻人，以便有一天成为他们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