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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伯恩斯坦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便条：“我同意你说，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我也同意‘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也许是冒犯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偏见更多的是在读者的脑子里，而不是在作者的用语里。如果与新闻有关系，我们当然可以描述一个家庭富有，是苏联人，或者是犹太人。我自己就这么写过，但从没被人指责过。实际上，只要别让这些材料在一起给人以轻蔑的意味就行。”在附言中丹尼尔又说，“自口述这个便条以来，我们发表了肖恩·奥凯西[注：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1880—1964），原名约翰·凯西，爱尔兰剧作家，代表作有都柏林三部曲《枪手的影子》《朱诺与孔雀》《犁与星》。]的讣告，把他叫作一个可怜的爱尔兰新教徒。”

伯恩斯坦和丹尼尔之间的另一个争议点集中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身上。索尔兹伯里在丹尼尔的有力支持下，1962年从记者行列里被提拔起来，成了一个编辑，1964年成了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的一个职责是每天早晨读《纽约时报》，然后为丹尼尔写一个关于这期报纸的优点和弱点的备忘录，不仅把《纽约时报》的报道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其他报纸的报道进行比较，而且还评论报纸的一般特点，它的结构、标题、图片和文风。索尔兹伯里突然侵犯了伯恩斯坦的专利，使伯恩斯坦在新闻编辑部里很不自在。伯恩斯坦一直是《纽约时报》的看门狗，现在却感觉自己也被监视了。一天晚上，当索尔兹伯里主动去牛栏观察了伯恩斯坦和两个下属编辑设计版面时，伯恩斯坦再也忍不住了。当天夜里他给丹尼尔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是他亲自写的，秘书已经走了。在备忘录中他强调索尔兹伯里没有权力观察牛栏编辑制作分配给所有高级编辑的头版样张，他还说他会把索尔兹伯里的重新出现解释为丹尼尔发出的一张“不信任票”。接着伯恩斯坦描述了索尔兹伯里的样子，他在日常的环境里什么也没有做：“仿佛他是一个间谍，我们（牛栏编辑）都是受监视的人。”第二天丹尼尔的答复消除了这次事件的影响。丹尼尔说：你显然是对索尔兹伯里有点儿误解了，如果这引起了不愉快或愤恨，他感到很抱歉。

克利夫顿·丹尼尔了解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是伯恩斯坦了解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第一次见到索尔兹伯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伦敦，当时索尔兹伯里在为合众社工作。索尔兹伯里当时是一个非常害羞、离群索居的人，同他在美国的妻子分了手，是一个对自己和未来都不确定的人。在索尔兹伯里加入《纽约时报》后，特别是在丹尼尔接管了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的位置后——索尔兹伯里曾在非常困难的五年里担任《纽约时报》的莫斯科分社社长——这两个人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是很对脾气的。因此，当丹尼尔随着自己的晋升而开始把索尔兹伯里拉上管理梯子上时，索尔兹伯里并不惊奇，但《纽约时报》的其他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丹尼尔对此并不后悔。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管理者，有着迸发新观念和新方式的创造性头脑。他已经克服了一度支配着他的羞涩，又幸福地结婚了，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过得很好。索尔兹伯里是丹尼尔所认识的最令人敬佩的记者之一。他写过许多优秀的书籍，包括一部小说。作为电视特约评论员和校园的演说家，追捧他的人太多了。就丹尼尔所见而言，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行为没有任何阴谋的东西。然而，伯恩斯坦对索尔兹伯里的看法不是孤立的。不难预料，华盛顿分社很快谴责他，一个记者给索尔兹伯里起了个绰号叫“拉斯普京”[注：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时西伯利亚农民“神医”，因医治了王子的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他行为淫荡，因干预朝政被保皇派谋杀。——译者注]。另一个记者解释说：“索尔兹伯里费了那么多年观察谁站在斯大林旁边，现在是他站在了斯大林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