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第4/15页）

而在另一方面，与苏维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种乌托邦思想，也显然破产。即对完全自由经济的迷信坚持，认为经济资源的分配，应该全部由毫无限制的市场与完全开放的竞争决定。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产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财富与工作，且能带来最大幸福，并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会形式。事实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会，从来就不曾存在。还好，不像苏维埃式的乌托邦，在80年代之前，世上还没有人试图建立过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在整个短促20世纪时期，都只是作为一种原则而存在，乃是针对现在经济制度的不见效与对国家权力的膨胀提出批评。西方国家里，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此最为向往，一再尝试，到“铁娘子”下台，其经济之颓势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但是甚至连英国的尝试，也只敢渐进为之。待到前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向外求医诊治，西方顾问提出的药方却是“休克疗法”（shock therapies），立刻以“自由放任”的特效药取代旧制度。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造成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多方大灾难。新自由主义神学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徒然好看，却与实际完全脱节。

苏维埃模式的不济，肯定了资本主义支持者的信念：“没有股票市场，就没有经济社会。”而极端自由主义的失败，却证实社会主义的看法比较合理，人类事务之重要，包括经济在内，的确非比寻常，绝不可全由市场处理。而一国经济之成功，显然更与其经济大家的名望无关。[1] 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言之，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各为不能共存的两个极端，诸如此类的争执辩论，看在未来时代眼里，恐怕只是20世纪意识形态冷战的余波吧。在三千年纪元的岁月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也许正像16、17世纪的天主教和宗教改革者为谁是真基督教的争论一般，到了18、19世纪，却全属无谓的辩论。

较之两极制度的明显崩溃，最大的危机，却在于实行中间路线或混合经济者，同样亦陷茫然。这一类的政策，主导了20世纪中最予人深刻印象的多项经济奇迹。它们以实际手法，配合个别条件及思想意识，结合公有及私有、市场与计划、国家和企业。但是这里的问题，却不在某些高明的知识理论在应用上出了毛病，因为这些政策的长处，不在理论的完整，却在实际运作的成功——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连这些实际的成果，如今也已遭到侵蚀。危机20年的出现，证明黄金时代的各项政策也有限制，可是却找不出其他令人信服的方法取代。同时暴露无遗的，则是1945年以来因世界经济革命，而对社会、文化产生的种种冲击，以及为生态带来的潜在毁灭后果。简单地说，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人类的集体建制，已经不能再控制人类行动造成的共同后果。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之所以流行一时，在思想上的吸引力之一，即它是以“越过人类集体决定”为宗旨。让每一个个人追求他或她的快乐满足，完全没有限制阻碍，如此不论结果为何，必将进入所能达到的最佳后果。换作另外任何一条路——这些人竟然主张——效果都将不及这个最佳手段。

如果说诞生于革命年代及19世纪的思想，到了20世纪末期，发现自己已濒临穷途末路；那么人类最古老的指路明灯，即传统式的宗教，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不能为世人提出可行之路。西方宗教已一塌糊涂，虽然在少数几国——最奇怪的是由美国领军——隶属某教堂并经常举行宗教仪式，依然为一般生活的固定习惯（Kosmin／Lachmann，1993）。总之，新教派的力量急速下降，立于20世纪之初的大小教堂，到世纪之末，却都已人去楼空，于是不是出售，便是改作他用。甚至如英国威尔士一带，这个当初靠新教建立起国家认同的地方，也同样一蹶不振。而从60年代始，如前所见罗马天主教之衰落更是急转直下，甚至在天主教享有反抗极权象征地位的前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失败之后，此地的羊群也与他处一般，渐有背离牧者远去的迹象。有些时候，一些宗教观察家们以为在后苏联的东正教地区，抓住了一点回归宗教的蛛丝马迹。可是在世纪末的此刻，这种发展趋势却不大可能，缺乏有力的证据——虽然绝非无稽之谈。各式基督教派的谆谆教诲，不管其佳言美意如何动听，愿意静心聆听的善男信女如今均已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