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13/18页）

矛盾的是，或许无足惊讶的是，民族国家衰颓的现象，却与一股将旧有领土切割成很多新的小国的热潮并进。这些分割领土的主张，多数是基于某些群体对民族语言文化独立的要求。一开始，这股自治分离运动之风的兴起——主要自1970年后——多属于一种西方国家的现象，在英国、西班牙、加拿大、比利时，甚至瑞士、丹麦均可见到；70年代初期以来，更在中央集权色彩最淡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境内出现。共产主义的危机来临，遂将此风吹至东方，在那里，1991年后方才成立的名义上的新民族国家（new and nominally national states），较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为多。不过直到90年代，加拿大边境以南的西半球并未受到此风半点动摇。至于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国家瓦解的其他地区，例如阿富汗及非洲部分，取代旧有国家而起的新形态，却多是无政府的混乱局面，而非分离成众多的新国家。

这种发展的确充满了矛盾，简单地说，这些新的小国面对的种种烦恼，论其源头，与旧国时代来自同一缺陷，而如今国小势弱，毛病却反而更大。但是它同时又无甚惊奇，因为时至20世纪末期，世上唯一现存的国家模式，只有划疆立界、拥有自主机制的一种类型——简而言之，即革命时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模式。更有甚者，自从1918年以来，世界上所有政权都在“民族自决”大原则的旗下，而其定义更日益局限在语言文化的种族范畴之内。从这个角度出发，列宁与威尔逊总统的看法不啻一致。《凡尔赛和约》之下的欧洲，以及后来成为苏联的广大地界，都建立在由民族国家形成的组合之上。以苏联为例（南斯拉夫日后也仿苏联前例），则由这一类民族国家联合而成，后者在理论上——然非实际——有从联合中分离的权利。[15] 这类联合体一旦解体，自然沿着事前划定的界限而分裂。

然而在事实上，危机20年的分离民族主义，却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民族国家草创期大有不同，它根本属于三种现象的结合。其一，现有民族国家对本身降格为区域成员之事极力抗拒。这种现象，在80年代欧共体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努力保有自主权一事上愈发明显。这些国家的政治性格也许相去甚远——如挪威和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但是在与本国攸关重大的事务方面，它们却如出一辙，同样想在泛欧全体的标准化中，保持自己一地一国的自主性。然而，传统上作为民族国家自卫的主要支柱，即保护主义，在危机20年里显然比当年大灾难时期脆弱许多。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此时依然是最高理想，令人惊讶的是，甚至也不失为当代事实——在国家统一号令的经济制度崩溃之后，更是如此——虽然某些国家暗地保护自己对抗外来竞争，据闻日本与法国就是个中高手。不过意大利人竟然也有高招，始终能让自家汽车——菲亚特（Fiat）——占住国内市场大饼的特大一块，尤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这些都只能算作后卫性的防守，虽说愈战愈烈而且有时颇为成功，但是最激烈的火线，往往是在经济以外并涉及文化认同之处。法国人——德国人在某些程度之内亦然——就拼命争取，意图保全为自家农民提供的高额补助。其中原因，不但是因为农家握有攸关的选票，同时也由于法国人真心相信，一旦小农式的农业不存在——不管这种方式多么不经济，多么缺乏竞争力——那田园风光，那悠久传统，那法国国家特征的一部分，也将随之毁灭。而美国也一再要求法国，开放影片及视听产品的自由贸易，可是法国人却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大力抗拒。因为若应美国所请，美国娱乐事业挟着好莱坞的旧日雄风，在大有重建世界影视霸权的气势之下，其产品必将泛滥法国的公私银（屏）幕（虽说这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娱乐事业，如今已为多国所有并控制）。但是真正原因还不止此一端，法国人还觉得——倒也不失正确——岂可让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商业化经营，导致法语影片生产的末日。不论经济的理由为何，人生当中，毕竟还有一些必须刻意保护的东西。如果说，就算我们可以证明，在原地兴建豪华旅馆、购物中心、会议厅堂，将为国民生产总值带来较原有观光旅游更大的增值，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难道便会因此认真考虑，竟把自己的沙特尔圣母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或泰姬陵（Tai Mahal）铲为平地吗？像这一类的问题，只需提出，答案便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