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11/18页）

然而，也正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流动性较强，同时较不易控制，西方社会所受的破坏，也因此远较社会主义国家为重，所以就这一方面而言，西方的危机更显严重。而苏联与东欧社会的组织形态，乃是因制度本身的崩溃而告支离，却不是造成制度崩溃的原因。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这两个可以相比较的社会为例，传统德意志的习惯及价值观念，似乎在共产主义的密遮严盖之下，反而比在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里保存得较为完整。而由苏联移入以色列的犹太人，则让以色列出现了古典音乐复兴的场景，因为听现场演奏会的习惯，至今还是他们之前所在国家中再正常不过的文化生活之一，至少对犹太人是如此。事实上那里喜欢音乐的人，并未缩减成一小群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少数。[12] 莫斯科和华沙的居民，也较少有纽约或伦敦市民的心头烦恼：明显升高的犯罪率、公众的缺乏安全感，以及种种难以预料的问题，例如青少年暴力等。在共产党的社会里，自然也少有人公然展示那些甚至连西方也会大感愕然，为保守人士怒斥为文明败坏的例证，并黯然叹息为“魏玛”的怪行为。

东西社会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几分可归因于西方社会巨大的财富以及东方严格的管制，答案很难料定。其实就某些方面而言，东西方进展的方向颇为一致。两方的家庭规模都变小了，婚姻的破裂更自由了，人口的增长也几乎趋于零（至少在都市和工业化地区如此）。西方传统宗教在两边的影响力也急剧减弱——不过上教堂的人数一时倒未减少——虽然调查显示，在前苏联的俄罗斯地方，宗教信仰似有复兴之象。1989年后，波兰妇女也显然开始像意大利女性一样，不再愿意让天主教会指定她们婚配的对象——虽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波兰人曾经基于民族主义及反苏心理，对教会拥有强烈的依恋之情。简单地说，在共产主义的政权里，可供形形色色次文化、反文化、地下文化生存的空间有限，不同的声音往往受到压制。更何况在这些国家里，经历过真正无情的恐怖时期的人们，即使在统治之手变得比较宽松时，也倾向于保持顺从的姿态。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显现的相对平静，并非由于惧怕所致；它的人民，完全因体制而与外界隔绝，既不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这种隔离状况自然也使其免受西方社会转型的全面冲击。他们经历的变化，都是经由国家行为或自身对国家行为的反应而来。但凡国家不打算进行改变的层面，通常便也维持着大致不改的旧观。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上的矛盾之处，即在于它其实是保守防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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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包括那些如今正走上工业化的地区），却没有一个概括性的词句可以完全形容。凡是可以从整体出发探讨的现象，笔者均已在第七章和第十章中有所交代。危机20年对第三世界地区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的，在不同地区具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我们怎可将韩国，这个在1970—1980年间电视机拥有率从总人口6.4%跃升为99.1%的国家（Jon，1993），与一个如秘鲁般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比1972年还要多——而且平均消费水平也在直线下降的国家相提并论（Anuario，1989）？更何况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非洲国家？浮现在印度次大陆上的不安定状况，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到了索马里、安哥拉和利比里亚等地，其紧张状态，却属于一个濒临毁灭的世界，一个少有人对其前途感到乐观的离乱大陆。

对于异多同少的第三世界，其中只有一种概括性的叙述还算恰当：这些国家几乎都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1990年，它们的巨额债务从国际债务国的三大巨头开始：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从600亿到1100亿美元不等），到各自欠下上百亿美元的28国，乃至欠有一二十亿的“小债务国”。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监察的96个“中”“低”收入经济地区之中，只有7国外债被列为显著低于10亿美元以下（世界银行职责所在，对此一定得打听清楚）。这7国名单，包括如莱索托（Lesotho）、乍得等国家，其实就连它们的外债，也比数十年前超出几倍。1970年时，外债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只有12国，在百亿以上的没有一国。但是到1980年时，以实际名目而言，却已有6国欠下的债务之高，几乎等于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甚或更高。到了1990年，更有24国的“所欠”多于他们的“所产”，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全部非洲地区。债务相对最高的国家，通常多位于非洲——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索马里、赞比亚（Zambia）、刚果、科特迪瓦——自然不足为奇，它们有些饱受战争摧残，有些则受到产品外销价格下跌的冲击。然而肩负这笔巨大债务最为沉重的地方，即外债高达全国总出口四分之一或以上的国家，却不只非洲一地，而是遍布于其他各大洲。事实上以全球的角度而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的外债对出口比例，倒没有恶劣到以上所说的程度，比起南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以及中东地区，可算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