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16/19页）

[18]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第10期。

[19] 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骑兵和甲骑具装二论》，《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0]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21] 孙机认为武威雷台墓属西晋而非东汉后期，见孙机：《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3理论版；以及孙机：《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的年代》，《南方文物》，2010（3）。何志国、郭平梁不同意此说，认为应属东汉后期，见何志国：《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铜奔马年代考辨》，《考古》2008年第4期；郭平梁：《武威雷台墓墓主、铜奔马命名释义及墓葬断代》，《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

[22] 见前引Goodrich, “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p. 47，引文为笔者翻译。

[23]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第1386页。

[24] “超乘”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当时意为跳上行驶中的战车，此处当为跳上马之意。

[25] 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5页。

[26] 除了长沙西晋墓随葬俑，单马镫还有考古实物，就是邺城附近出土的鲜卑骑士墓，殉葬马的鞍具可以复原，可见高而且深的马鞍造型，墓中只有一只马镫，应为单镫。但此墓中没有可以准确系年的物品，只能推测为十六国早期。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第503页（见图5）。

[27] 罗宗真：《马镫与炼丹术─纪念李约瑟博士援华50周年》，《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第8—9页。可惜罗宗真先生仅就李约瑟而提及此点，未能展开详细论证。关于冲击战术、马鞍加高与马镫出现的关系，参见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 p. 47；以及前引杨泓先生论文。

[28] 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但可惜的是7号墓无法断定具体年代，结合周边其他墓葬的墓志年代，只能推定为东晋中期。

[29] 柳涵：《北朝的铠马骑俑》，《考古》1959年第2期。另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6期。

[30]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6年第11期。关于马镫考古的总结，可参见：Albert E. Dien,“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Art Orientalis, Vol. 16 (1986), pp. 33–56。

[31] 《世说新语校笺·规箴第十》，第313页。

[32] 《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四，第3392页。

[33] 《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七引《十六国春秋》，第1741页。另，《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八引《南燕录》，“镫”作“蹬”，第3791页。

[34] 王铁英：《马镫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3页。

[35] Albert von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中亚文化与艺术史图鉴》） (Berlin: D. Reimer), 1925, p.22。转引自常彧：《从突骑到甲骑具装—魏晋南北朝骑兵之演进》，《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九期），台北：兰台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36]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言其稍槊便杀也。”（第1624页）

[37] 戟本身是矛和戈的合体。矛锋用于刺杀，戈刃用于砍杀和勾啄。戈的勾砍动作在战车时代运用很广，因为战车前方是马匹，无法直接朝前刺杀，只能在与敌战车交会的一瞬间，用戈横向勾砍对方。参见杨泓：《中国古代兵器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5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