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14/19页）

交锋之始，每以骑队轻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冲；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此计之外，或臂团牌，下马步射。一步中镝，则两旁必溃，溃则必乱，从乱疾入……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相持既久，必绝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动，则进兵相逼……[112]

可见蒙古骑兵射箭和冲击技术并重，射箭主要是骚扰敌军，冲击则是击溃敌军的最终手段。在铁木真一代，蒙古人的集权化过程之迅速、扩张之剧烈，在人类历史上都属首屈一指，巴菲尔德将其归因为蒙古人缺少部族联盟传统的牵制，以及铁木真早年的坎坷经历。[113]所以，北方游牧族对是否接受骑兵冲击战术，以及是否进行中原化的集权建设，是有自己的选择余地的，除了他们与农业社会交往、受影响的程度，一些个人化因素也会对历史产生影响。

拉铁摩尔曾讨论骑射技术在草原和汉地间的流传过程，他由此总结了技术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也完全适用于马镫与骑兵冲击战术问题：

讨论这种游牧经济与战争的目的是要说明，一种技术只有在适合一个社会的需要时，才能显现出其重要性。

因此，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社会与技术的相互影响，而不是技术造就了社会。[114]

马镫：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与融合的缩影

以上讨论了骑兵战术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地位。这次战术转型的动因是中原（西汉）骑兵寻求对抗匈奴骑兵的新战术手段。当马镫与骑兵冲击战术发展成熟之后，则又带来了北方游牧族政治上的中原化与入主中原。在怀特对欧洲中世纪的研究中，马镫和冲击战术带来了基于分权模式的封君封臣制（feudalism）。但在中国中古时代，我们却看到了冲击战术造成游牧族的政治集权化。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是：贯彻冲击战术要求骑兵敢于冲锋陷阵、不畏战死，但制度和文化都可以为这种战术提供保障。中国的游牧族用权力高压、军事纪律等制度的方式贯彻这一战术，使自身走向集权政治；而在欧洲的中世纪，则是通过世袭贵族（骑士阶级）的身份认同感，即崇尚勇武的骑士文化使其富有冲锋陷阵的勇气。这似乎夸大了精神的决定力量，但在历史上并非孤例。中国的春秋社会也是基于“世卿世禄”的贵族分权政治形态，春秋的士大夫同样有驾战车冲锋陷阵的勇气，这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有很大相似性。

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开，可能还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场骑兵战术革新（包括马镫的发明）为何偏偏发生在中国？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军事冲突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古代历史，并不专属于中国。古希腊、罗马的骑兵多用弓箭充当步兵的辅助角色，这和中国同期的情况完全相同。[115]且西方也曾有过骑兵冲击战例：亚历山大进攻波斯的战争中，希腊骑兵就对波斯骑兵进行过冲击作战；[116]与罗马人作战的安息骑兵之中，也有少量用长矛进行冲击作战的重骑兵（当然主力还是弓箭骑兵）。[117]但为何在马镫传到西方之前，骑兵冲击未能成为西方陆战的主导战术形式？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古代中国游牧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形成的压力，以及中原骑兵由此产生的对冲击战术的倚重，都远远高于其他文明。因为中国处在亚欧大陆东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都拥有各自广阔的发展腹地—中原汉地与蒙古草原，两种文明的形态都比较纯粹且规模庞大、发展水平较高，由此产生的冲突非常剧烈，交流也格外频繁。反观其他地区，比如中亚农业文明的核心区较小，游牧族一直对农耕社会保持压倒性优势，或者在西欧，广袤的森林充当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过渡缓冲地带，都难以形成两种文明之间硬碰硬、大规模、长时期的剧烈战争。汉武帝时期倾全国之力，对草原发动大规模且持续多年的骑兵攻势，在古希腊、罗马（包括拜占庭帝国）都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