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第34/38页）

图3.29 公元前14000~前9500年和公元前2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状况

图3.30 估计公元前9500~前2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3种方法

采集者和农民（公元前9500~前2500年）

在东亚工作的考古学家们经常热衷于将农业起源的时间尽可能地向前推。在中国北方的一些考古遗址，如早至公元前9000年或前8500年的河北南庄头遗址和虎头梁遗址发现的石磨和石辊，有时被视为小米种植的证据。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张家富等人提出，黄河河谷的龙王辿遗址出土的25 000年前的磨制石器，将中国农业的起源极大地前推至冰川时期。然而，对欧洲冰期磨制石器上的淀粉残渣的分析，证明其时间可回溯至公元前23000年，说明这些工具被用于将野生植物碾磨成糊状，制作前农业时代的粥或面包，中国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新近在东胡林出土的公元前9000年的石磨上残存的淀粉，说明这些工具也是用于碾磨野生植物的，特别是橡子。迟至公元前600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白音长汗出土的石磨器上的淀粉中，橡子依然是主要成分。在渭河河谷，种植农业开始很久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野生食物也仍然是重要的食品。

东亚驯化植物的直接物证已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在大约公元前7000年的长江流域的彭头山遗址，制陶的胎泥中发现了稻壳灰屑，这肯定说明稻谷已经得到了驯化种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已成为中国考古界的老生常谈。最近，蒋乐平和刘莉又提出，在长江三角洲的上山遗址和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发现的稻壳印痕和植物化石，证实了水稻被驯化种植是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然而，将中国的考古证据和论点与关于亚洲西南部农业的开端的争论相比较后，富勒（Fuller）等人提出，水稻一定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栽培，才形成了完全驯化的品种。他们认为蒋乐平和刘莉被不成熟的小穗所误导了，这些小穗在采集的野生稻中极其常见，上山遗址和贾湖遗址出土的都是野生稻。富勒等人的结论是，正经种植稻子是直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才开始的，也许是因为橡树覆盖面积减小，此前作为重要食物的橡子出现短缺。他们提出，完全被驯化的稻子是直到大约公元前4000年才进化而成的。他们还认为，中国北方驯化粟谷实际上先于南方驯化稻子，对于公元前5500年时栽种粟谷，和公元前4500年才出现驯化稻子，都有清晰的证据。

随后是激烈的交锋。情况经常是这样，似乎争论双方都有充分的根据：如果种植和驯化稻子像富勒坚称的那样晚，那么其在中国传播的一些特点就难以解释了；然而如果种植和驯化开始得像刘莉主张的那样早，此后一直缺乏较大的、明确无误的样品，也同样难以解释。进一步的工作无疑会解决这些问题。富勒提出的长期而持久的种植模式应当会得到证实，而传统观点可能也会被证明无误，即在水涝地上的公元前5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很多稻子都是驯化的，而到公元前7000年时，贾湖、吊桶环、彭头山等地都已经出现了种植的稻子。

我们对东方核心地带中国的农业革命的想象，与西方核心地带亚洲西南部的现象越来越像了，只是大约晚开始了2 000年。正如在西方一样，似乎决定性的步骤并非发生在大河的河谷，而是在环绕着河谷的侧翼丘陵地区。农业革命的传播推广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并且与模仿和移民相结合，还伴随着时间同样漫长的副产品革命。

这种趋势在中国可以通过农具的演变很好地看出来。例如，在6 000年前的半坡遗址，收割用的刀具占全部农具不到1/3，而到了5 000年前，在庙底沟遗址，收割刀具的比例就上升到1/2以上。在半坡遗址，锋利度不够的陶刀数量比石刀多，比例在2∶1以上；而在庙底沟遗址，石刀数量超过了陶刀。在半坡，（刀耕火种时伐倒树木所必需的）斧子数量比（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翻土所必需的）铲子要多，比例在5∶1以上；而在庙底沟，锹的数量超过了斧子，比例在4∶1以上。庙底沟的锹的刃，也普遍比半坡的长50%（30厘米比20厘米），说明5 000年前的农民比6 000年前的农民翻土翻得更深，以改善土壤的通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