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第8/16页）

三　品位结构变迁的四线索

“品位—职位”的概念，为观察传统官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由此视角审视三千年的官阶变迁发展，可以看到变化的不止是级名、级差和待遇而已，官阶制的结构特性也有过重大变化。总的说来，我们能看到一个“五阶段”的历史进程：

1.周代：公卿大夫士爵级和命数，属品位分等；

2.秦汉：禄秩具有从属于职位的性格，有强烈职位分等意味；

3.魏晋南北朝：中正品、散官、军号，显示了这是一个“品位化”的时代；

4.唐宋：唐朝的文武阶官和宋朝的寄禄官，属品位分等；

5.明清：阶官制明显淡化，各种待遇向职位靠拢，又向职位分等有所偏转。

这是我几年前提出的论断(11)。时至今日，又可以做若干补充订正了。

较早对“官阶发展五阶段”的阐释，主要是从“官阶”入手的，所以对非官阶性质的品位序列的阐述不够充分。例如秦汉爵级和科举学历的意义，当时就未能充分发掘。现在我们不只是从官阶，而且是从“品位结构”视角看问题，就可以做两点修订了。第一，确认秦汉之“爵”在品位结构中的位置。先前因为“爵”不是官阶，所以只用“职位分等”来概括秦汉官阶的特点；但若着眼于品位结构，则“爵”不能置之度外，“职位分等”的概括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对汉朝品位结构，本书将提出一个“爵—秩体制”的新论断。第二，把科举时代的学历或学位，即生员、举人、进士、翰林之类，视为一种品位。学历决定官僚的任职资格，影响官员的分等分类，维系着一个作为官僚预备队的士人阶层，堪称帝制后期的主干性位阶。对历史前后期加以比较，才能充分展示秦汉品位结构的特殊性。秦汉用二十等军功爵安排身份，宋明清却用科举学历安排身份，相形之下，我们就看到了历史前后期品位结构的一个决定性变化。

进而对各阶段品位结构的变迁线索，本书也打算做出新的归纳。品位研究就是探讨官员与官职的分等分类，这问题有两个层面：技术层面和政治层面。在技术层面上，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是两种文官等级，也可以说是两种人力资源管理手段，各有优长。而在政治层面上，不同的分等分类体制还跟每一时代、每一王朝的政治形态、政治结构相关。皇帝之下存在着各种政治势力，王朝官贵也是划分不同类型的，例如贵族、文吏、儒生、寒人、士族、宗室、外戚、宦官、军人、文人、胥吏，异族政权下还有部落贵族，等等。他们的相互关系，及其与皇权的不同关系，影响着帝国的政治结构与形态，也将影响到品位安排上来。那么，在政治层面观察官贵类型与品位结构时，哪些线索特别值得关注呢？我们认为有四：“贵—贱”，“士—吏”，“文—武”，“胡—汉”。它们可以简称为“品位结构变迁四线索”。阐释如下。

首先来看“贵—贱”。这是一条与“贵族化”相关的线索。古代某些品位序列，具有区分身份与阶层的意义。在周代，士以上爵的拥有者是一个高贵的阶层。可见周爵区分贵贱，这与贵族政治是相适应的。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及官位“清浊”制，保障了门阀的身份特权。南朝沈约云：“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12)秦汉“以智役愚”，即选贤任能，品位秩序的流动性强、身份性弱；中古不相同，变成了“以贵役贱”，很多品位安排用来维护门阀士族和部落贵族的门第权势。

曾有人强调，不管品位分等还是职位分等，关键在于特权。其实那也正是我们所关注的地方，并在概念框架中给予了充分考虑。传统官阶的发展历程显示，偏重品位分等的等级秩序，与官僚的“自利取向”，即身份化、特权化、封闭化以至贵族化倾向，有较大亲和性；偏重职位分等的等级秩序，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有较大亲和性，其时多半存在着强大的皇权。若作简化表述，则品位结构的变迁，是在皇权、官僚和贵族三者的关系变迁中展开的。这时要特别强调，“官僚”与“贵族”概念应理解为“连续统”的两极，有如色谱，现实中的官僚可能处于居间的色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