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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听过哪位老师或教授说这三个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传授给我的经验教训同样令我醍醐灌顶。

可在过去几年的登山经历中，我还是学会了说“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起码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这么做。在我、理查和J.C.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参加了不少于五次营救，其中三次都有人不幸遇难。诚然，遇难的登山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我逐渐了解，人从山上掉下来，一定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不成人形：四肢张开，骨断筋折，摔下去的过程中衣服被凹凸不平的岩石扯破，血流各处，头骨被撞碎，或者身首异处。从高处摔死决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巴布・里塔并没有从山上掉下来，他只不过是跟着两个傻瓜从一个斜坡上滑降下来。下雪的时候，在美国任何一座市政公园里，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带雪橇滑道的斜坡。只是那些滑道里往往不会有藏在雪下的砾石。

“他妈的，”我听到自己轻声说，“继续前进。”

*

狂风呼呼吹过槽谷中的冰柱，一登上冰川，我们就要挖出固定绳索，在穿越冰隙之际确保安全，不过那些插着旗子的竹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赶在天色开始发暗之前来到了三号营地，可雷吉和理查不在那里。三号营地里有六顶帐篷，其中两顶是超大号的米德帐篷，可我们却看到八个夏尔巴人都蜷缩在较小的米德帐篷里睡觉。彭巴呻吟着说他们都感觉很不舒服：全都得了“高山疲劳症”，1925年，我们都这样叫高空病。没有睡袋的人就裹着厚厚的毯子。彭巴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理查大人都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里，特比・诺盖和登津・伯西亚与他们在一起。据彭巴说，那里的风太大了。

我和让-克洛德退出这个臭烘烘的米德帐篷，商量了一下。天已经晚了，等我们到了四号营地时，天就该黑了。不过我们带了威尔士矿工头灯来，我的防毒面具袋里还有一个手电筒，我们俩都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气，而且没有耐性等下去。

说来也真够奇怪的，攀登最难的一部分竟然是从三号营地踩坑开路，向着那道雪坡脚下进发，然后在斜坡上徒步跋涉200英尺，来到第一根固定绳索开始拴系的地方。暴风雪和昏暗的天色遮掩住了害死巴布的那块砾石，可我还是不禁想象着，新落的雪下有一层冰冻的鲜血，就像是白面包下方涂抹的薄薄一层草莓酱。我们来到了斜坡比较陡峭的部分，固定绳索就在那里，我们只能用冰镐挖开新堆积的雪，找到固定绳索，并把它们从雪里拽出来。接下来，我们从帆布袋里找出了头灯装备，又拿出了那个小登山装备，让-克洛德按照他小时候养的一只狗的名字给这小装置取名为“祝玛”。他好像就是这么说的。

J.C.仔细做了检查，确保我已经把祝玛牢牢钳在理查的奇迹绳上，我说：“真是你发明了这个小装置？”

我的朋友笑了。“的确是我，不过是与我父亲合作的成果，那时候他帮一个名叫亨利・布鲁诺的法国年轻人打造一种装置，这个人希望能借助这个装置攀登山洞里自由悬挂的绳索。因为这东西是给一个人做的，所以我父亲没想着去申请专利，布鲁诺也没这个打算，他把他那种较大的洞穴探险绳索上升设备称为‘猴子’。我决定改良一下，把这东西做得更小、更坚固，从而增加安全性，并且采用较轻的金属打造，又增加了一个弯曲把手和把手防护装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伸进去了。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凸轮扣在绳索上，这样就不用害怕失足或绳子断裂了，瞧，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