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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火车停下来了，到了一个又喧嚣、又充满喊叫声、又有岗哨的车站。我抓起背包，扣紧肩带，将步枪握在手里，跌跌绊绊地走下了梯级。

我在月台上四处张望，在这些匆匆来去的人群中间，我一个也不认识。有个红十字会护士给我一点东西喝。我转过身子，她朝我微微一笑，笑得太傻，而且一心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瞧，我在给一位军人喝咖啡呢。她管我叫“同志”，可我偏偏一点也不想要咧。外面，车站前头有条小溪在街边潺潺地流着，这是从磨坊桥的水闸里喷着泡沫冲出来的。那边矗立着一座古老的方形瞭望楼，它前面是那株高大斑驳的菩提树，背景则是一片暮色。

这里，我们是常常来坐的——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们走过这道桥，便闻到这潭污水那冰凉腐朽的气味。我们就在水闸的这一边，朝那死水弯下身去，从这些桥墩上，悬垂着藤蔓和藻类。到了大热天，我们还在水闸的那一边，欣赏喷涌出来的泡沫，唠唠叨叨地谈论我们那些老师的事情。

我走过了桥，向左右观望着，河水跟从前一样浮满了藻类，而且始终射出亮闪闪的弧形往下奔流。在那所瞭望楼里，洗熨衣服的女工也与往常一般，光着臂膀站在雪白的干净内衣前面，而熨衣的热气正从开着的窗子里飘散出来。狗在狭窄的街上踽踽地走着，人们站在门口，当我走过的时候便眼瞪瞪直盯着我，看我身上这样脏，背的东西又这样重。

这家糖果店，我们常常来吃冰，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学会了抽烟。顺着这条街走去，我每一家铺子都熟识，什么食品杂货店啊，药材店啊，面包店啊。后来，我终于在一扇把手已经损坏的褐色的门前站住了，我的手觉得沉重起来。我把门推开，迎接我的竟是一种古怪的冷漠，我的眼睛模糊不清了。

楼梯被我的长筒靴踩得嘎嘎作响。楼上，有扇门砰的一声开了，有个人凭着栏杆向下张望。被打开的是扇厨房门，她们正在煎马铃薯薄饼呢，屋子里弥漫着这股香味，今天肯定是星期六，而那位靠在栏杆上往下看的准是我的姐姐了。有一会儿，我觉得怪不好意思，便低下了头，随后我摘下钢盔，抬起头来一看。一点不错，果然是我的大姐。

“保罗，”她叫道，“保罗！”

我点点头，我的背包跟栏杆扶手撞了一下，我的步枪才重得厉害呢。

她把一扇门拉开了，唤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往墙上一靠，手里抓着钢盔和步枪。我用尽平生之力把它们紧紧抓着，可就是一步也没法前进，楼梯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用枪托撑在脚边支住我的身体，把牙齿狠狠地咬紧，可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姐姐的一声呼唤竟使我浑身没有了力气，什么事也做不成，我苦苦地挣扎着，想要笑一笑，说句话，可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所以我只好站在梯级上，又悲愁，又困惑，不由得一阵剧烈地痉挛，而且不由自主地，泪珠扑簌簌从我腮帮上滚落下来了。

姐姐又走回来，问道：“你怎么啦？”

于是我振作一下精神，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楼梯口。我把步枪倚在角落里，把背包靠在墙上，把钢盔搁在上面。我还把皮带什么的也解下来跟那些东西放在一起。然后我激动地说：“给我拿一条手绢来！”

她从小橱里拿出一条来给我，我把脸擦干。我头顶的墙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是我从前收集的一些彩色蝴蝶。

这会儿我听到母亲的嗓音。那是从卧室里传过来的。

“她还没起床吗？”我问姐姐。

“她病啦……”她答道。

我走进她房里，把手伸给她，尽可能镇静地说道：“我回来啦，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