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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那孩子回答，并用一大团纸巾使劲地擦眼睛。起码他没有来那一套愚蠢的小把戏，说琼西无法证明他作弊，什么也证明不了，他要向学生事务委员会申诉，他要抗议，等等。相反，他哭了，看起来虽然令人难受，但可能是一个好的征兆——十九岁还很年轻，但很多人到十九岁时，就已经把良知丢得差不多了。迪弗尼亚克很爽快地承认了，这表明他的内心还很单纯，还有希望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是的，这太好 了。”

“你知道，如果再发生这种事 情——”

“不会了，”那孩子急切地说，“再也不会了，琼斯教授。”

尽管琼西只是一位副教授，可他懒得更正孩子的称呼。说到底，总有一天他会成为琼斯教授。他最好能当上教授。他和妻子养了一群孩子，如果将来工资不能涨几级，生活可能会很艰难。他们已经有过艰难的感受 了。

“我希望不会，”他说，“给我交一篇三千字的论文，论述诺曼征服的短期影响，行吗，大卫？可以引用别人的观点，但不需要脚注。用不着太正式，但必须是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我要你下星期一交。明白了 吗？”

“是的，是的，先 生。”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去动手了。”他又指着迪弗尼亚克脚上的破鞋子说，“下次你想买酒时，先去买双新鞋子。我可不想你再得流感。”

迪弗尼亚克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以免琼斯先生改变主意，可他还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好奇心很重。“您是怎么知道的？您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监考的是个研究生 呀。”

“反正我知道，这就够了，”琼西有些粗暴地说，“快走吧，孩子。写一篇好论文，保住你的奖学金。我自己也是缅因州人，来自德里，我也知道皮茨菲尔德。离开那地方可比回到那儿去要 好。”

“这话您真是说对了，”迪弗尼亚克急切地说，“谢谢您。谢谢您给我第二次机 会。”

“出去时把门带 上。”

迪弗尼亚克出去了，很听话地随手关上了门（他买鞋子的钱后来没有花在啤酒上，而是用来给琼西买了一束花，祝愿他尽早康复）。琼西转过身子，再一次望着窗外。阳光虽然不可靠，却很有诱惑力。由于迪弗尼亚克的问题处理得比他预想的要顺利，所以他想，在三月的云罩住天空、也许还有雪下起来之前，他得去享受一下阳光。他原本打算在办公室吃饭，但是突然有了一个新计划。这绝对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计划，可琼西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计划是：拎起提包，带上一份波士顿《凤凰报》，过河去坎布里奇。他可以坐在长椅上，一边吃鸡蛋沙拉三明治，一边晒太 阳。

他站起身，把迪弗尼亚克的文件夹放进标有D-F的柜子里。那孩子问，您是怎么知道的？琼西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甚至是个绝妙的问题。答案是：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有时候他的确知道。这是事实，不存在其他答案。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他的脑袋，他就会说，他是考试后的第一节课发现的，那个词就在大卫·迪弗尼亚克的脑海里，又大又亮，像红色的霓虹灯一般在心虚地闪烁：作弊者 作弊者 作弊 者。

可是伙计，这都是鬼话——他可不懂心理学。从来都不懂。从来从来从来都不懂。有时候，一些东西突然闪进他的脑海，没错——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知道妻子服药的问题的，而且他觉得同样是因为这样，他才知道亨利打电话时情绪低落（不对，是他的声音，只是因为他的声音），但是这种情况几乎再也没有发生了。自从乔西·林肯霍尔那件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奇怪的现象。也许曾经有过奇怪的现象，并且可能陪伴他们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但是很显然，它现在已经消失了。或者几乎是消失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