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龙华（第2/3页）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才，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篇后附记

以上这篇匆匆写于病中的日记式随笔，被江曾培兄拿到他主编的《小说界》杂志发表了，没想到竟在文化界引起反响，并不知不觉地在一次颇具规模的“上海人一日”征文中获得首奖。我想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我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味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我在文中提到要在《文化苦旅》中加一篇以龙华为题材的文章，致使不少读者经常问起，但我一直未能写出，真是抱歉。

龙华是不好写的。它长久默默地审视着上海的历史，而历史对它本身却没有过多的垂爱，就像我上文写到的两位历史学家。是的，龙华就是一位年迈、潦落而昧于自己生平的历史学家。

至今无法考定龙华寺和龙华塔究竟建于何时，几种可能性之间的时距竟相隔700多年之遥。放达一点，我们可以接受一般传说中的说法，龙华塔由三国时代的孙权建于公元247年；谨慎一点，考察现存的塔砖和塔基只是公元977年（北宋年间）的遗物。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向来对一切以实物证据为唯一依凭的主张不以为然，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传说有不真实的外貌，但既然能与不同时空间无数传说者的感悟对应起来，也就有了某种深层真实；实物证据有真实的外貌，但世界万事衍化为各种实物形态的过程实在隐伏着大量的随机和错位。靠龙华塔中北宋年间的砖料当然不能确证塔的初建年代，但倘若依据孙权建塔的传说，那时龙华地区应还是海水漫漫，间或有一些零星渔户、芦荻荒滩。也许吧，在一个无法敲实的年代，一位远行的高僧登岸了，他要去的是建业(今南京）或其他比较著名的地方，先在这海边茅棚中歇歇脚。渔民由于成天与灾难周旋，凶吉难卜，特别容易接受高僧口中善恶报应的布道，于是天长日久，渔舍间渐渐有了僧寮，也开始产生了建造比较简陋的镇海之塔的可能。我在上文中引述了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想以此说明龙华寺和龙华塔在唐代诗人眼中已是一种古迹，但皮日休的诗本身也并不是确证无疑的。拙文被收到一个集子中时资深的责任编辑左泥先生还曾为此诗向我查问，我告诉他，此诗未见诸《皮子文薮》，而见于康熙年间的《上海县志》，1936年柳亚子等编的《上海研究资料》也有引述。我们姑且相信了吧，相信康熙年间史志编纂者们起码的负责精神，相信应该有比较著名的诗人到过这个地方并留下声音。在一定的时候，历史常常得求助于诗人。历史在明明暗暗地搭建着过程，把过程中的愁苦和感叹留给诗人，但正由于此，诗人的感叹也就成了历史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