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91/170页）

一天晚上那个戏剧导演说国立贝拉斯美术学院要给他一个项目做。我们庆贺了一下。我儿子和他女朋友出去买了瓶龙舌兰，我女儿和导演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其实，两个人谁也不会做饭。我忘记他们做了什么菜。反正是食物。我什么都吃。可这顿饭不是很好吃。做饭最拿手的是我妻子，但她现在生活在别处，已经对这种即兴晚餐毫无兴致了。我坐在桌边开始颤抖。我记得女儿看着我，问我是不是生病了。只是有些发冷，我说，这是真话。这些年来我成了那种动辄发冷的人。来一小杯龙舌兰会缓解，但我不能喝龙舌兰或者任何酒类的饮料了。我就那样颤抖着，吃着东西，听他们说话。他们谈论着美好的未来。谈论着傻里傻气的事情，但他们真正谈论的还是美好未来，只不过这未来没有把我儿子、他女朋友或者我纳进去，我们也微笑着，谈论着、制订着我们的计划。

一个礼拜后，本来要提供资助的那个部门因为削减开支关闭了，那个戏剧导演最后什么也没捞着。

我觉得该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还真采取了行动。我给几个老朋友打了电话。起先没有一个人想得起我。你去哪儿了？他们总是这样问。你从哪儿来？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我告诉他们刚从海外归来。我一直在地中海一带旅游来着，住在意大利和伊斯坦布尔。我在观赏开罗的建筑，在建筑方面太有启发性了。启发性？是的，非常有启发性。比如像特拉特洛高塔，可惜绿地太少。比如像卫星城，可惜没有流水穿过。比如像内萨瓦尔科约特尔。我们所有的建筑师们都该毙了。我还去过突尼斯和马拉喀什。去过马赛。去过威尼斯。去过佛罗伦萨。去过那不勒斯。你真幸福，基姆，可是你干吗又回来了？墨西哥城都快变成地狱了。你大概知道这些新闻。没错，我没有停止过关注，我告诉他们。没有少报道。我女儿经常把墨西哥的报纸寄到我住的旅馆。可墨西哥是我的祖国，我想念它啊。这样的地方天底下没有。别跟我胡说八道了，基姆，你太不当真了。我绝对当真。绝对当真？我发誓，绝对当真。有时，早晨，吃过早点，望着地中海人和欧洲人喜欢划的小船，我就会想念墨西哥城，眼里噙满泪水，还会想念墨西哥城的早餐，我知道我迟早是要回去的。我的某个朋友会说：可是，且慢，你不是待在精神病院吗？我就说没错，那是多年以前。其实，我离开精神病院后就出国了。那是遵医嘱。我的朋友们会嘲笑这个那个的托辞，因为我每次讲的这个故事版本都不同，他们会说，噢，基姆，然后我就趁机问他们知道有什么工作可以让我做，某家建筑公司有没有小活儿，什么都行，业余小活儿什么的，这促使我习惯这样一个想法：我得找个全职的工作，这时他们就回答说就业形势非常可怕，一家又一家公司在倒闭，安德烈·德尔·图罗离开家乡去迈阿密了，雷福吉奥·奥蒂斯·德·莫特西诺斯已经去休斯顿开店了，他们说只想让我对情况有所了解，我也明白，但还是继续打电话，滥用他们的耐心，继续讲述着我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更加快乐的地区的冒险经历。

这份执着终于让某个建筑师工作室绘图员的工作落到我手上了。这个建筑师还是个刚刚出道的孩子，他发现我是个建筑师而不是绘图员时满心欢喜。晚上，我们关了小小办公室的门，来到卡布雷拉大街附近波波卡特佩特里的一家酒吧。这家酒吧名叫“命运”，我们坐在那里谈论建筑、政治（这孩子是个托洛茨基派）、旅游和女人。他叫胡安·阿雷纳斯。他还有一个合伙人，我几乎从未见过，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家伙，也是个建筑师，但瞧着更像个秘密警察，几乎从不在工作室露面。所以，工作室基本上就是胡安·阿雷纳斯和我两个人在维持局面，因为几乎无事可做，我们喜欢聊天，于是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聊天上了。晚上，他就开车送我回家，当我们像在一场逐渐淡然的噩梦中穿过整个墨西哥城时，我有时会觉得胡安·阿雷纳斯就像我本人更开心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