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30/170页）

我们一直做到天亮才休息，完事后他点上一支巴利牌香烟，问我读过萨德的戏剧没有。我说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萨德还写过戏剧。他不仅写戏剧，阿图罗说，还给剧院老板写过很多信鼓励他们演他写的东西。当然，谁也不敢上演他写的任何东西，因为到头来这些人都得下狱（我们都笑了），可是，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侯爵固执地坚持，在信里做了各种预算，细到服装花多少钱都考虑到了，最令人伤心的是，他把这些数字加起来，非常划算！这些戏会挣钱的。挺色情的吗？我问，不，阿图罗说，充满了哲理，只是带那么点性。

我们做了一阵子情人。准确地说有三个月，是我离开墨西哥回巴黎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并没有夜夜做爱。也不是隔晚见一次面。不过我们尽可能多见面。他捆起我，揍我，虐待我。他从不留下伤痕的印迹，只是把屁股打得红彤彤的，也就是说他特温柔。没过多久，我最后适应了他。换句话说，我需要他，最后他也可能会习惯我的方式，但我们都没有给对方时间。我们只是朋友。我们聊萨德、阿加莎·克丽斯蒂，聊人生。我遇见他时他跟任何墨西哥人毫无二致，可是到了最后，感觉他越来越像个外国人。我有一回说：你们墨西哥人像这像那，他说我不是墨西哥人，西蒙娜，我是智利人，说得有点哀伤，这是真的，但他好像很刻意。

所以，当乌里塞斯·利马到我住的地方来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的一个朋友时，我简直喜出望外，但是，随后，当我得知阿图罗也在欧洲，甚至没有礼貌性地寄我一张明信片，我心里又很烦躁。那时我在巴黎诺德大学人类学系有一份基本上很乏味、官僚气十足的工作，有乌里塞斯在这里，我至少可以练练西班牙语，现在已经有些微荒疏了。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伊奥克斯街上。一次，只有那一次，我上那儿找过他。我没有见过还有比这更惨的“用人房”，屋里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而且打不开，望出去是一个又黑又脏的通风管道。几乎连放一张床和会晃动的儿童桌的空间都没有。没有衣橱或者壁柜，他的衣服都还放在箱子里，或者胡乱扔在房间，我进去时都感觉要呕吐了。我问他房租是多少。他告诉我后，我才意识到他被某人骗了。不管给你找这个房子的人是谁，他都在骗你，我告诉他，这是一个垃圾房，这个城市好房子多得是。我相信，他说，可是他接着又争辩说不打算在巴黎长住，不想在找好房子上浪费时间。

我们并不经常见面，要见面时多半由他提出。有时他会打个电话，有时他来我住的楼里，问我想不想散步，或者喝杯咖啡，看场电影什么的。我总是说很忙，在学习或者处理系里的工作，但有时我也会同意，一起出去散会儿步。我们一般在拉鲁纳街的一家酒吧前停住，进去吃点意大利面食，喝点酒，谈谈墨西哥。总是他付钱，现在想来这有些奇怪，因为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工作。他读了很多书。他胳膊下面总是夹着几本书，全是法语的，但说真的他还远谈不上精通法语（我说过，我们谈话用西班牙语）。一天晚上，他对我说起自己的计划。他打算在巴黎住段时间，然后去以色列。他告诉我时我惊讶地笑了，不肯相信。为什么去以色列？因为有个朋友在那里。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是惟一的原因吗？我怀疑地问道。惟一原因。

其实，他无论做什么事儿好像都没有个计划。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懒散、镇定、有些清高，但并不冷漠。其实，他可能很热情，不像阿图罗，特别强硬，有时好像对谁都很讨厌。乌里塞斯不是这样。他很正派。有时会冷嘲热讽，但很正派。他很能宽容人，似乎从不想侵入你的私密领域，以我的经验论，拉美人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