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08/170页）

然而，我生活上的变化并不大。我跟妈妈住在一起，从不外出，不是因为不能而是不想。妈妈把她的那辆旧车送给了我，一辆奔驰轿车，但我只开过一次，那次还差点出了车祸。任何一点小事都会让我哭泣。一幢远处看到的房子、交通堵塞、困在小车里的人、每日新闻，都会让我伤心。一天晚上，亚伯拉罕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他正在筹办一个墨西哥青年画家群体的展览。他想聊聊我的健康，我没配合。他只好聊起自己的绘画，他取得的进步、成功。我们说再见时，我发现自己在克制着尽量不要流出一滴泪。不久，大约在我妈妈决定搬到洛杉矶的同时，我的体重又开始掉了。工厂还没有卖掉，一天，我们乘飞机去了洛杉矶。落户在拉古纳海滩。最初的两个星期我仍然在洛杉矶以前住过的那家医院里度过，进行全面检查，后来我又跟妈妈住进拉古纳海滩林肯街上的一幢小房子里。妈妈以前来过这里，但是观光旅游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阵子，我们经常很早出门去找别的可能会喜欢的地方。我们去过达纳角、圣克莱蒙特、圣奥诺弗雷，最后选中了一个叫锡尔弗拉多的小镇，如同在电影中，在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公园的边上，我们租了一个两层的楼房，带个院子，还买了一条警犬，妈妈管它叫雨果，是照她墨西哥一个朋友的名字取的。

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其间，妈妈卖了祖父的工厂，我需要定期而且越来越频繁地跟医生们见面。妈妈每月去一趟墨西哥城。她回来后就带些小说给我，她以为我会喜欢读的墨西哥作家写的小说，包括昔日钟爱的作品或者何塞·奥古斯丁、古斯塔沃·萨因斯，甚至更年轻的作家的东西。可是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再也读不下去了，渐渐地，这些用西班牙语写的小说就被扔在一边了。很快，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妈妈开始带着一个朋友出现了，那是一个工程师，名叫卡布雷拉，在瓜达拉亚拉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这个工程师的妻子去世了，有两个比我还大点的孩子，住在美国东海岸。他和妈妈处得挺顺利，看上去他们好像已经住在一起了。一天晚上，妈妈和我谈起性。我告诉她，我的性生活已经完了，跟妈妈讨论了很长时间后，她哭了，拥抱着我说，我是她的小姑娘，永远不会扔下我。另外，我们几乎从不争吵。我们的生活内容主要是读书、看电视（我们从不看电影），每周去一趟洛杉矶，在那里看画廊展览、听音乐。在锡尔弗拉多，除了一对八十多岁的犹太夫妇，我们没有朋友，他们是妈妈在超市认识的，反正她这样告诉我，我每隔三四天就去看望他们一次，一般都上他们家去，妈妈说，看望他们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老人可能随时会遇到意外，如果其中一个突然死去，另一个可能会束手无策，我挺怀疑这个，因为老人在“二战”期间曾被关进德国一个集中营，对死亡早已司空见惯。不过，帮助他们让妈妈感到很开心，这对夫妇叫舒瓦茨先生和夫人，他们管我们叫墨西哥女士。

周末的一天，当时妈妈在墨西哥城，我去看望两位老人。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去他们家，令我惊讶的是我居然在他们家待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我准备了柠檬片，舒瓦茨先生和夫人给自个倒上威士忌，他们说，以他们这个年龄，这是最好的药品。我们聊到欧洲，对那里他们了如指掌，又聊到墨西哥，他们也去过几次。但是，他们对墨西哥的概念不是错误就是浮光掠影。我记得，长谈结束后，两个老人看着我说，你显然是墨西哥人。我当然是墨西哥人，我说。而且，他俩人都挺好，我开始更频繁地去看望他们。有时，他们感觉不舒服就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在超市买些东西或者把他们的衣服带到洗衣工那儿，或者到报摊给他们买份报纸来。有时他们要《洛杉矶时报》，有时要一份本地的《锡尔弗拉多报》，有四页的篇幅，里面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他们喜欢勃拉姆斯，认为他既是一个梦想家，又是个理性主义者，老两口很少看电视，我却完全相反，我几乎从不听音乐，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开着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