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六 方与圆（第7/13页）

因为当时她才十六岁，蒋海燕进厂时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在厂里大家都叫我陈华，”她说。“只有我的表姐和两个好朋友知道我叫蒋海燕。”

“用别人的名字叫你不奇怪吗？”我问她。

“啊，现在感觉就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她说。“在厂里我是陈华。当有人喊蒋海燕，我得想一下才能反应过来，这就是我。”

她的主动性很强。她已经上过一个电脑班，还在宿舍的走廊里锻炼，保持身材。她随身带一本英语短语口袋书，以便在业余时间学习——很高兴认识你。好久没见，久违久违。我们吃完饭告别的时候，她回到宿舍看一本从厂里图书室借来的关于推销的书。她的梦想是在办公室里当一名秘书。

课堂上从来不谈道德这件事。学生们学习办公室的世界如何运转，并运用学到的知识一路说谎，骗到她们本不胜任的工作。如果这种诡计有用——事实也常常如此——事后无法避免的是给以前的老师慌慌张张地打电话：我现在该怎么办？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邓老师一起坐出租车去拜访一些学校，他的电话响了。

“你好吗？”他说。“生产力协调吗？好的。比如说一个工厂有三个生产区，每个生产区每个月能造一万台电视机。这就是生产能力。如果其中一个生产区已经满负荷，但还需要赶订单，那么它可以和另一个生产区协调，借用一些生产能力。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挂掉电话之后，他告诉我一个以前的学生刚刚找到工作，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干，也不想把自己的无知暴露给同事。“我有些学生一两年后还在给我打电话要建议，”他说。老师不会直白地告诉学生们不需要诚实；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我和邓老师比较熟之后，问了他这个问题。

“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我说，“女孩们经常被问起她们有没有经验，她们说有，但事实上没有。”

我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个话题，邓老师倒毫不避讳。“是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你之前做过什么工作？’我们教给她们工厂的细节，这样她们就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回答了。”

“但是她们在说谎，”我说。

“是的。”

“要是她们不想说谎呢？”

“这取决于她们自己，”邓老师说。“但是太老实的人会被社会淘汰。”后来我从他的学生，而不是邓老师那里了解到，智通学校贩卖假文凭。每张文凭外套一个软皮塑料壳，就像一些姑娘随身带的廉价相册一样。一张伪造的大专文凭要花六十块，而中专文凭的价格大概是一半。正规教育在东莞不受重视，但是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它有多么一文不值。

6月初的一个夜晚，陈英穿了一条黄色长裙和一件相配的上衣来到班上。她就是在第一场咨询会上发言的女孩；在此之前她和其他姑娘一样，穿牛仔裤和运动鞋。今天这身行头是在宣告她现在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她辞掉了厂里的工作，每周有三天去人才市场，希望找到一份文员或者销售助理的工作。“就像邓老师说的，没有必要紧张，”她告诉我。“事实上，我挺喜欢参加面试的。”之后的一次课，陈英穿得更刻意：半透明的浅黄绿色蕾丝边的纱裙，白色长筒袜，高跟鞋。上课前，我看到另一个班上的女孩走到陈英面前自我介绍。陈英站起来和她握手，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我从没见过打工者这样同陌生人握手，说话。甚至城里人也无法做得如此挥洒自如。中国人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如果有人不是他们已知世界——家庭、同学或同事——的一员，那么通常的反应就是不去睬他。我北京的朋友们在聚会上简直无可救药——只要他们认识谁，就一直跟谁待在一起，像是一个飞行编队里的飞机，牢牢锁定他们知道的唯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