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四 人才市场（第9/10页）

她对办公室政治也更为应对自如了。刚来不久，顶头上司叫她去办公室。他告诉敏，她这个位置上的前任员工很喜欢多嘴，还犯过错。“你不喜欢多说话，”他观察到了。

“是的，”敏同意。

上司笑了。“但是需要说话的时候，”他说，“就得说。不需要说，就别说。”这就是中国职场的生存秘则，但之前没有人和敏分享过。

对父母，她也更老练了。敏没有告诉他们她辞职了。她先找到一个新工作，寄一千块回家，然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辞职的事情。寄回家的钱就预先让他们吃惊到无话可说。“他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敏告诉我。“所以我先做好，再告诉他们。”

她认识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变化，许多人也在晋升。她在深圳的姐姐被提为行政秘书；她的表哥在广州做经理。以前工厂里的两个朋友分散了。梁容回家了，跟她父母选的一个人结了婚。黄娇娥跳槽到敏之前的工厂，在敏辞职的同一天也离开了，她在东莞另一个厂里找到一份生产文员的工作。敏以前工厂的上司也回东莞了。他从北京回来，在一家台湾插座厂上班，但是敏拒绝和他见面。以前那个厂的工人说，他对敏有兴趣。敏回想他之前发来的短信——你的大哥想你了——判断的确是这么回事。终究，这个唯一对她表示过善意的大人还是无法得到信任。

小工厂也有小工厂的问题，敏也渐渐发现了。工作场所杂乱无章，她的职责也不明确；敏紧赶慢赶才能做完所有扔给她的活儿。她的新上司，和以前那个一样，缺乏安全感，等级观念很强。敏发现许多中国男人都有这个缺点。敏没有凡事都向他汇报，他就很不高兴。敏和保安关系好，他也会不高兴。而他的反应就是面试敏这个职位的新候选人——同事，对手——而不告诉她。她是从办公室前台那里听到的。

2004年8月，来这里两个月之后，敏领了工资就走了，跟谁也没说。一个之前的同事进了深圳的一家厂，请敏跟他一起过去工作，她决定去。她在工厂附近的一家旅馆过夜。睡着的时候，一个人撬了她的门。小偷拿走了九百块钱和她的手机，这是她唯一保存东莞所认识的所有人号码的地方：介绍她新工作的前同事，出来后交到的朋友，和已经回老家的男朋友。

手机是农民工买的第一样大件。如果没有电话，和朋友保持联系或是找个新工作都几乎不可能。工厂间往来的信件经常遗失，往工人宿舍打电话——可能是一百多人共用一个走道里的电话——非常困难。在工厂里，办公室的电话通常会被设定成无法拨打外线电话，或者接通几分钟后自动断掉。无论如何，大家如此频繁地跳槽，宿舍和办公室的电话很快就过时了。在这个永远都在变动的世界里，手机就是磁北，是把一个人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东西。

我是经历过教训的。来东莞的早些时候，我和许多刚来的人交朋友。她们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跟她们失去联系。我认识敏的时候，决定给她买个寻呼机，但这个产业在过去几年中衰败得迅速而彻底，以至于我在电器商店说要买个寻呼机的时候，销售员们都笑话我。我送给敏一个手机，这样我就不会失去她。

在打工者的世界里，手机是对城市生活无情步调的隐喻。一位鞋厂的经理这样总结打工迁移生活中的种种脱序：“在老家他们连电话都没有，突然间来到这里就用起了诺基亚6850。”一个卖保险的女孩跟我形容乡下的生活：“在老家，手机从一个人传给下一个人。”人们用手机术语来描述自己：我需要充电。我正在自我升级。打工女孩的父母本能地不信任手机，一些家长禁止他们的女儿买手机。这种通讯工具允许甚至鼓励和陌生人私密联系，而这是农村的公共生活所万万没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