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广播电视台的庆典活动（第2/10页）

“好主意！”高泽尔曼说，“我也这么办。”唐纳回答说：“谁会张罗着给你写悼词呢？”

克拉拉·灿德尔回忆起高泽尔曼的一次灾难性现场直播，最后不得不中途掐断，假装出了“音响故障”，临时换播了别的内容。这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可她一想起来还是忍俊不禁，当时有四位作家应该就《性欲与文学》的题目展开座谈，作为主持人的高泽尔曼却表现得慌张、神经质，对演播室里出现的情况毫无准备，面色越来越苍白，最后只能绝望地在椅子上来回扭动，就好像椅子上长出了刺。当时在场的嘉宾是三男一女。那位女嘉宾是奥地利人，常年生活在意大利，突然拒绝说德语，而高泽尔曼又不会意大利语。一家著名文学杂志的评论家似乎处于毒品的作用下，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不时用手捂着嘴，堆砌辞藻，还常加些谁都没听说过的外来语以显示自己。那位瑞士作家是位出了柜的男同性恋者，他抱怨德语文学中缺乏对同性恋的描写。他激动地说着别人本就很难听懂的瑞士德语，再加上难听的夹杂着怪音的言语障碍，这对观众来说不啻是一种折磨。那位身材高大、天庭饱满的德国作家现在生活在法国南部，他仰着头、闭着眼，对高泽尔曼的每一个问题都回复说“对此我不想发表意见”，或“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或“此问题属于我不感兴趣的范畴”。高泽尔曼多次试图组织起一场对话而未果，最后他绝望地向摄影师望去，导演看出座谈无法继续下去了，打出“音响故障”的字幕，随后播放了一个从前对彼得·乌斯蒂诺夫[34]的采访。高泽尔曼为此病了好几天，这次失败的节目也成了电视台的笑料，在同事们之间传来传去。

就在阿尔布雷希特·唐纳继续讲述着汉诺·泽巴赫尔只能写讣告的可怜生存状况时，他们这三位曾负责过文化频道的人穿过演播室长长的通道，尽管观众还得在门外等半个小时才许入内，这里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了。女编辑们、女化妆师们、摄影助理们忙前忙后，他们寻找同事、化妆包或是日程表，互致问候，说上一句“今天够刺激的”或是“这会儿我已经累瘫了”。电视台的所有演播室都张灯结彩，第一演播室中安放着一台被称作“搞笑工厂”的设备，某青年节目的一群相当年轻的工作人员正在这里制作声音搞笑的东西。很多年前当克拉拉·灿德尔还很年轻的时候，也正是在这里工作过，那时这档节目还没有沦落为一分半钟的大杂烩。一位穿短裤、军靴，留着时髦的蘑菇头的魅力十足的人认出了她，对她说：“嗨，要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儿。那就太棒了，我们可以瞎聊，给你提几个傻帽问题，逗逗乐。”

早上在旅馆吃早餐时，诗人唐纳就已经喝了两杯雅马邑白兰地酒，现在他用发红的眼睛瞪着这位年轻人，走近他说：“小伙子，把您刚才说过的话马上用正确的德语再说一遍！”

高泽尔曼博士为诗人的教训而忍俊不禁，并抱怨着指了指那位年轻的搞笑专家，这位专家拍拍自己的脑门消失在搞笑工厂设备后。

文化频道女编辑这时和杰西卡一起出现了，后者现在也佩戴了一个写着其名字的小牌子，她一边吻自己的文学编辑男友一边说：“恩斯特，你想象一下，我已经见到了乌尔里希·维克特[35]和弗利格牧师[36]了！这一切真是太令人激动了！”

“维克特牧师和弗利格牧师，”高泽尔曼义愤填膺地说，“这帮人类瘟疫，这帮自命的道德楷模！”他引用塔列朗的话对杰西卡说：“罪行令我恐惧，但道德却让我不寒而栗！”杰西卡摸了摸他那稀疏灰白的头发，他不买账地把头扭向一边。“不要总是这么苛刻，倔老头，”她说，“弗利格牧师多可爱啊！”她着迷地追着托尼·马歇尔[37]看，这位歌手身穿紫色缎子西装，在一大帮人的陪同下正兴高采烈地挥着手从过道通过，并喊着“吽呀，吽呀，吽”，消失在一间“搞笑工作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