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贝克尔挂拍时（第3/7页）

参加完电影中的葬礼后，我们这拨穿得稀奇古怪的人衣服都没有换，就赶去参加弗里茨和赫拉的婚礼了。第一次看到两个人不是在爱情开始的时候结婚，而是在爱情结束以后，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觉得这样做是诚实、符合逻辑以及公平的。爱情并非安全的长椅，而婚姻则会为赫拉和拉蒙娜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就连弗里茨都说：“我为什么不该娶她呢，就因为她现在把我赶出来了？”念到“直到死亡将你们分离”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赫拉说：“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已经死了，因为我们已经和离婚的状态差不多了。”

婚礼后在酒馆里喝喜酒时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赫拉和弗里茨在那天甚至都没有拌嘴。

可今天，在鲍里斯输球并告别网坛的这个晚上，弗里茨却气不打一处来。他有了个新女朋友，想跟她一起去看电影，是一部罗伯特·德尼罗演的片子。按照排班表赫拉应该接替他上晚班，她却没有出现。“她说她不想冒傻气，”弗里茨气愤地把我们的啤酒和白酒重重地撂在桌上，“在我跟那个娘儿们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到这儿来上班。突然就吃上醋了。这回可不能便宜了她，2000年降临的前夜我要让她来上班，让她跑堂，整宿都让她跟你们这些白痴泡在一起。”

“2000年降临的前夜，”塔伊丰说，“那就是一个跟平常没什么两样的晚上，我们根本不想知道它到了，你记住了！12月31日我想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喝我的小酒，和往常一样。要是‘千禧年’这个字眼儿哪怕出现一次，我就砸碎你的酒馆。”“你不会这么做的，”弗里茨怏怏地说，“要不他们会把你遣送回安卡拉的。”

“千禧年，”文策尔呻吟道，“我只要听到这个字眼儿就已经受不了了。又是这么一个日子，届时会提出所有最后通牒式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动物有灵魂吗？植物有感觉吗？我们新年前夜还是干脆逃离这里吧，那我们就不必听这些老生常谈了。”

接着大家就讨论起2000年来临前那个夜晚我们可以做什么。杨尼刚看完电影《远景俱乐部》，两眼哭得跟桃似的，从此愿意与康培·瑟冈多共度余生，她说：“咱们就去古巴吧，去那里庆祝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趁着菲德尔和古巴还在。”

“我去古巴？这可恰恰是我不想做的。”文策尔说，“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那儿的人坐牢的时间超过世界任何地方的人，菲德尔的同志们蹲班房的时间比曼德拉还长。”

“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去的。为了伸张人权，你可以再次让人每天把你绑在任何一座公共建筑物上一小时。”塔伊丰建议道。在希腊军事独裁时期，文策尔作为学生就曾出于抗议这么干过，男厕所的墙上至今还挂着当年相关报道的剪报，装在镜框里，已经泛黄了。下面是一条涂鸦：工人做工，诗人作诗，老板捞钱。

“为了世界正义再次让人把我绑起来，”文策尔一边仰脖喝着格拉帕一边说，“这个主意不错，我可以这么干。天好的时候去沙滩晒太阳，下雨时去让人绑，完全可以绑它两三个小时。一言为定，去古巴算我一个。”

我也刚看完《远景俱乐部》，也哭得稀里哗啦，被那些能演奏这么美妙的音乐的老人所感动，希望自己也能活到九十二岁——但愿能比我那长眠在685马克骨灰罐里的老妈运气好些，我渐渐充满幸福地走出了电影院。幸福的感觉仍在持续，我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这些朋友中我感到平静祥和。

我们这些人都四五十岁左右，男的都依旧或重新留着编成发辫的长发，女的全不为了美貌而去用什么防皱霜。1968年虽然已成历史，但还没有遥远得让我们不再忆起。我们之中从未有人想要看《世界报周末版》或是订阅《法兰克福汇报》，我们始终知道敌人在哪儿，我们希望典型的自由民主党的选民们会越来越老、越来越痴呆，直到有一天全部死绝。“不许他们有接班人。”胡博蒂总说。可是星期五晚上，常有一些年轻的、衣冠楚楚的证交所的小伙子们出现，他们多是开着红色的跑车从周围的城市来我们这儿，我们这个酒馆在他们眼里就像是远古恐龙的群落生境，看到我们他们常常会惊奇，若是听到汤姆·威茨的歌曲，他们会叫道：“这是什么蹩脚音乐啊？”每到这时，我们就不那么有把握，这些人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主子。1968年我们曾大声呼吁：不要给任何人权力！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没有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