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贝克尔挂拍时（第2/7页）

“告别的时刻到了，”文策尔气愤地说，“简直胡扯，留下来的时刻到了！在这个到处可见愤青、自以为是的城里人的时代我们需要你！弗里茨，再上一圈酒。”

弗里茨又给大家上了一圈酒，情绪沮丧，因为他和老婆吵了架，这老婆是跟他分居以后才正式成为他老婆的。他们一起同居了十年，共同经营起这家我们大伙儿喜爱的小酒馆，在大伙儿帮助下还养大了女儿拉蒙娜。然后：一切结束，当她的公猫在家门口被车轧死那天，她出人意料地把他赶出了家门。赫拉流着泪把公猫埋葬在后院中，埋时她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爱这只公猫，而对弗里茨的爱则几近消失殆尽，所以弗里茨必须走人，也许她也写了：告别的时刻到了，弗里茨！

总之他找了个住处，不久后他们在彻底吵翻的状态下结了婚。赫拉坚持要结婚，好让孩子最终生活在受法律保护的关系里，也省得弗里茨动心思不付抚养费。反正她这辈子也想结一回婚，那么为什么不现在结呢，在一切都已成为往事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去参加了这场婚礼，还穿着露出一截的难看的橙色或粉色的裤子，外套是羊皮的，上面有刺绣花纹。这种印度朝圣服是70年代流行的服装，我们穿着它们刚参加完一场葬礼，是卢德格尔为他第一部电影拍摄的场景，我们穿成这样是去当群众演员，自然是白干喽。作为感谢，卢德格尔请大伙儿在弗里茨那儿喝了几圈酒。电影中被埋葬的是位上了岁数的嬉皮士，我们冒充他的朋友，去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倾巢出动：文策尔和胡博蒂，他们俩是左得不能再左的卡巴莱讽刺小品剧搭档；卡尔，他开唱片公司成为百万富翁，却仍旧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小施米特（昵称小施）是个理发师，下班后他也曾在酒馆的厨房里为我们理过发；尤普和达尼洛一起开了一家木制品店，设计一些没有人愿意买的新潮家具；还有漂亮的杨尼，她阅人无数，每次都信誓旦旦地说这次遇到了真爱，两天后又找到了新欢；还有土耳其人塔伊丰，他的方言说得比我们之中有些人还要好，我们常拿他来显摆；还有我的闺蜜罗拉，她是个音乐人，经常创作伤感的工人战斗歌曲，却找不到愿意听这些歌曲的工人，只好唱给我们听；还有安静的象棋手弗朗克，他总是跟自己或电脑下棋；还有我，穿着剧组提供的绿裤子、带金链子的皮夹克，背后还写着：加利福尼亚旅馆。

这回我又站在墓地了，可这回下葬的不是装在骨灰罐里的我母亲的骨灰。“让家属亲自埋。”负责葬礼仪式的人说着把两位掘墓人推开了。这回只是电影里的下葬场景，我们大家应该——这是卢德格尔的要求——尽量显得震惊地观看下葬过程，但不必非要真的有什么感触。

我母亲下葬那会儿，当我们家属亲自掩埋，也就是说用两根绳子把骨灰罐慢慢降入墓穴中时，我确实没有什么感触，感触是后来才涌现的。我们把泥土抛到骨灰罐上，那一刻我只是想，我妈那么爱干净，一辈子都不屈不挠地与肮脏战斗，现在还是败给了泥土。我只是想到这个。但在这个电影中的葬礼上，我的心情很沉重，就像胸腔里有个冰块正在融化，这正是我害怕的，因为这团冰化成的水会在我的灵魂中引发水灾。我愿意继续做冰山，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白色、可爱的一角，人人都能看见；但我那些巨大而黑暗的部分却隐藏在下面，既坚硬又危险。我害怕朋友们不够小心与我相撞，那他们就玩完了。我总是躲在边儿上。

看着墓穴中的空棺，我在心中为大家致哀，我们或多或少都离这种下场不远了，弗里茨会把记着我们酒账的啤酒杯垫[18]扔进我们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