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救赎（第2/3页）

写到这里，我想要强调的却并非上述观点：普拉茨其实心知肚明，切基质疑的并非是他的品位，而是他对这些家具的占有。“切基厌恶代价高昂的美丽……如果要装饰自家的房子，他喜欢的是那些具有最低内在价值，而具有最大表现力的物件……谦逊的物件，除了有助于虔诚之外，应当别无他用，因为虔诚”——他必然会强调这一点——“必须是全然精神的，不受粗糙占有欲的玷污，也对它毫无兴趣。”

这便是禁欲主义者和收藏家在一段伦理或哲学的对话中狭路相逢的争议时刻。一方面，“这番颇费周折的占有对切基来说是一种异端，从他的口中我能够听到泰戈尔在反复谴责‘占有家具的愚蠢骄傲’”；另一方面，“我早就说过，这种禁欲主义对我来说完全是天方夜谭。我不仅会毫不犹豫地重申，而且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向朋友坦言，我是一名物质主义者，所以于我而言，事物的世俗存在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

在这套文集中，这类争论几乎俯拾皆是，它出现之频繁，完全可以说是该文集的中心思想。而禁欲主义的支持者有时候是唯美主义信徒、反对占有的维侬·李（比如第一篇文章），有时候又变成了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帝国风格》）。这位印度诗人曾在佛罗伦萨做过一场讲座。

在西方令人感到可悲的邪恶之中，“占有家具的愚蠢骄傲”几乎鹤立鸡群。对一张优雅的小桌子、一把特定风格的椅子或一对枝状大烛台感到自豪，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它们除了装饰房屋以外别无用处，而在哲学家和诗人看来，就算人类精神家徒四壁，依旧可以成为超绝的主宰。但丁说得多好，第欧根尼的木桶就已经足以保护人类的毛毛虫，令他们终有一天化羽成蝶。

接着，普拉茨突然又充当了反方的辩手。

我们无疑会立即生出一种疑虑。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这些宝贵物件与其他一切并无本质区别，你要否定其一，就必须否定全部。如果允许我的灵魂栖息在一张吸引我目光的小桌子或者椅子上是一桩罪孽，那么这桩罪孽只比让灵魂栖息在一道风景之上稍微轻微一些。

我们却认为，欣赏自然风景可以净化心灵，那么为什么欣赏家具却不得如此呢？要知道，“家具遵循着经济学的法则，这种法则难道不也控制着风景吗？”这些段落出自20世纪30年代的文章，而其中回响着包豪斯的理论（虽然作者只关心过往的形式，而与建筑学没有半点瓜葛）也绝非某种偶然。家具“有着人工却绝不偶然的形态；其中所蕴含的必然性规律也统治着群山和平原；而家具之美也与它遵循此种规律的程度相匹配”。

普拉茨的口吻平静，仿佛一个试图从所有角度检视问题的人，却在他表面的热忱之下始终带着一丝讽刺的意味，他肯定了自己的“物质主义”，换言之，他拒斥了一切精神禁欲主义（“说白了，我对精美的家具有恻隐之心，对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则没有”），也拒斥了所有将人类贬低为单纯的生物的、生机论的、存在的、心理的或经济的本能的企图。

人类乃是人类在万物中留下的痕迹，人类即是作品，管它是一部尽人皆知的杰作，抑或是某个时代无名小卒的作品。正是人类接连不断地传布作品、物品和符号，才令文明变成我们这个种族的栖息地，变成我们的第二本性。如果我们否定了如厚重尘云般将我们团团围绕的种种符号，我们将无法生存。普拉茨重申：人类乃是人与物之和，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在诸多物中辨认出自我，是因为自我在物中成形。

写到这里，我试图做出的推断开始从普遍滑向特定，或者滑向私人，因为我突然明了，物的散布与收藏的逻辑（代表了某种统一和整体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我也突然明了，占有的机制（或至少是占有欲的逻辑）永远潜藏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绝不会自己走向灭亡，因为其目标在于人要从物中识别出自我。占有显然对达成这一目标提供了帮助，因为它使得人可以长期观察物，思索物，与物共生。（可是普拉茨还在书中追寻他挚爱的物，追寻不具备肉身的文字，变成了一位名言、典故、指涉的收藏家。普拉茨向我们证明，这种具象的热忱如何能够倾倒在非物质的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