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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这种事对我冷嘲热讽。”

“我很抱歉。你看,我也不是故意这样的。”

“你就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吧。”

“我会的,”我说,“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想法的。”

她生气地挂了电话。她在生我的气,就像我在生她的气一样。她不愿让我写肖恩,这让我非常难受,就好像她还在试着保护和偏袒肖恩一样。但是肖恩已经走了,而我还在这里。

我坐直了身子,让视线能够越过工作间的隔板向外望去。陆陆续续进来的人渐渐填满了编辑部大厅。格伦走出了办公室,正在本地新闻编辑部与早版编辑讨论堕胎医生枪击事件的报道计划。我缩回椅子里,这样他们就看不到我了,不然他们又得冒出个主意抓我去加工润色。我总是想尽办法躲开改写报道这种苦差事。他们派出一群记者赶往犯罪或者灾难现场,这些人再把拿到的信息打电话告诉我,然后我就得赶在截稿时间之前把这篇报道写出来,还得费心纠结署名栏里附上谁的名字。在记者这一行当里,这活计无疑是最紧张、最激烈的了,但我实在是被这份差事折磨得筋疲力尽。我现在只想专心写自己的凶杀案专版报道——我的独家报道。

我很想拿着这沓打印文件跑去自助餐厅,这样就躲到了他们的视线之外,但最后还是决定冒险留在办公室里。我重新开始阅读手头上的资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个月前刊载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丝毫不足为怪。《纽约时报》简直是报界中的圣杯——它的报道是业界最棒的。我刚浏览了开头,就决定把它留到最后细读。将剩下的资料扫过一遍之后,我起身又倒了一杯咖啡,随后开始不紧不慢地重新阅读《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

这篇报道的着眼点是六周内连续发生的三起警察自杀事件。这些事件看似全无关联,受害者们生前互不相识,但都饱受警察抑郁症的折磨——文章里是这么叫的。两名警察用配枪在家中自杀,另一名在一个海洛因注射点自缢身亡,把六名刚吸完毒、神志恍惚的瘾君子吓得魂飞魄散。这篇文章详细报道了一项正在进行的警察自杀研究项目,它由执法基金会和设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合作开展。文章援引了基金会主管内森·福特的发言,我把这个名字写在了记事本上。福特宣称,此项目已经研究了最近五年内上报的每一起警察自杀事件,以期在导致当事人自杀的原因中找出共同点。福特表示,这项研究首先要明确的是,事先判断谁更容易患上警察抑郁症是不可能的。不过一旦确诊,只要被病症折磨的警官寻求帮助,就可以得到妥当的治疗。福特称该研究项目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再以此为基础拟定一套治疗方案,帮助警方管理层在悲剧酿成之前尽早处理警察抑郁症的相关事宜。

这篇文章还附有一则补充报道,介绍了一年前芝加哥的一起事件。当时那名警官已经为此求诊,但仍然没有挽救回来。读着这篇报道,我的胃一阵阵发紧。这篇文章说,芝加哥警探约翰·布鲁克斯深受由他负责的一桩残忍凶杀案的折磨,于是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那是一起绑架谋杀案,一个名叫波比·斯马瑟斯的十二岁男孩在此案中遇害。那孩子失踪两天后,遗骸于林肯公园动物园附近的一处雪丘里被发现,是被扼杀的,少了八根手指。尸检报告断定,那些手指是在孩子生前被截断的。这一点,加上迟迟不能找到并逮捕凶手,显然已经超过了布鲁克斯的心理承受极限。

布鲁克斯先生,这名曾获高度赞誉的警探,因那个有着一双棕色眼睛、少年老成的男孩的死亡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