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六个瞬间之五：革命的本能与“无聊”（第4/5页）

在阿Q这里，“无聊”只是在瞬间发生，它的潜能很快就被他的“思想”葬送了。在第八章的末尾，“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13]阿Q重新回到了他的“思想”之中，也就是回到了未庄的秩序之中，而没有让“无聊感”持续下去，直至渗入他的行动。也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去理解他的“无聊”：“无聊”是将他与未庄秩序（无论是盘辫子的秩序，还是放辫子的秩序）清晰区分开来的本能，但转瞬之间，这种“无聊感”就被彻底地抛弃了——或者说，克服了——阿Q的“思想”复活了。阿Q的死印证了他的“思想”——造反是杀头的罪名。阿Q死于他曾“神往”的革命，同时也死于他自己对于造反的价值判断，死于他未能将他的“无聊感”持续下去。

阿Q死于革命之后的秩序也许是偶然的。像黎元洪那样的前清大员可以被革命者们硬生生地拖出来担任“革命领袖”，阿Q碰巧当上“把总”也不是不可能的。阴差阳错地卷入“造反”，说不定能得一个“某某革命”或“某某某革命”的大奖，面对欢呼的、各色文字的媒体喊上一声以显“好汉”的本色，但也可能为那些得奖的、得钱的、得名的、升官的“好汉”们做铺垫，成为阿Q似的、永远不能进入正史谱系的、不知所终的死鬼。“好汉”们与阿Q之间有什么质的区别吗？没有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其实只是各式“正史”的阴谋而已——它将该掩藏的掩藏，该突出的突出，历史于是如此这般。一些人“偶然地”进入了“正史”叙述的中心，而另一些人在“好汉歌”的鼓动之下，信以为真地奔赴空洞的“历史中心”，却在途中遁为“无迹”。“好汉”与阿Q的不同命运不过是“革命”时代重复出现的故事。因此，鲁迅看重的并非阿Q终于要“投降”革命党这一事件，而是为什么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这一问题。

也许对鲁迅更为重要的是：在阿Q的革命发生之际，究竟有什么新的素质在阿Q的生命中诞生呢？

[1] 弗洛依德曾经将焦虑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客观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焦虑，它们看起来没有关系，但其实是相互渗透、转化和互动的。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67页。

[2]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3页。

[3]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7页。

[4] 参见《阿Q正传》注释41，《鲁迅全集》第1卷，第557—558页。

[5]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8—539页。

[6]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9页。

[7]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42页。

[8] 语见《热风五十六“来了”》。1919年5月，针对有关“‘过激主义’来了”的说法，鲁迅反驳说：“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他又举例说：“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没有‘过激主义’哩！”《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63—364页。

[9]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