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六个瞬间之五：革命的本能与“无聊”（第2/5页）

“从中兴到末路”是从“未庄的社会上”的视野展开叙述的，阿Q在其中的兴衰、有无全部取决于这一视野本身，甚至阿Q本人也无法从这个视野中区分出来。但第七章“革命”包含了一个叙述上的转换，其契机是阿Q本能的再度觉醒。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举人老爷的船驶达未庄，按照未庄老例，这是入史的材料，但这回那船载来的却是“大不安”，因为船的到来是“革命党要进城”的后果。“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是一个可以入史的日子。《鲁迅全集》中有一个注，说明“辛亥年九月十四日杭州府为民军占领，绍兴府即日宣布光复。”[4]鲁迅把最真实的历史编年一样的叙述，与“正传”的故事、阿Q的寓言综合起来。我们不知道阿Q的籍贯、来历，但他的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场景和时间，就像一个空洞的存在，被镶嵌在革命的历史之中。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阿Q正传》是对辛亥革命的总结，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阿Q正传》的确是一个关于革命的寓言——不单是民族的寓言，也是关于革命的寓言——但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革命的寓言也就是国民性自我改造的寓言。

阿Q的观点本与未庄的秩序一致，即“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阿Q的“直觉”再次苏醒了：

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神往”有两个前提：第一，未庄已经容不下他的卑微的生存；第二，城里正在发生着让举人老爷也这样怕的“革命”。阿Q用度窘迫，又喝了点酒，“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5]

阿Q的焦虑在这里得到了释放：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6]在阿Q回到土谷祠后，鲁迅写到了他的突然“迸跳起来”的“思想”：首先是未庄人对他的畏惧与服从，其次是有钱人家的财富，最后是女人。用弗洛依德的术语来表述，这就是由客观焦虑转化而来的神经性焦虑的释放，但这一释放伴随着酒醒而一同消失——阿Q没有想到赵秀才与钱老爷等已经先于阿Q“相约去革命”，不但砸了静修庵里的龙牌，而且盗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阿Q与未庄秩序的短暂分离消失了，两者从主观上再度叠合起来：“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7]阿Q有革命的本能，但没有革命的意识，他只有在受本能驱使的时候才能确证自己的失败和无助。阿Q每一次意识的恢复都是对旧秩序的确证。

如果将第七章与第五章做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转换上的某些类似性：在第五章，由于生存危机，叙述中渗透了辛酸，叙述角度发生了从客观叙述向主观叙述的过渡；在第七章，由于革命的发生，阿Q的直觉再次破茧而出，他决意要成为革命党了，叙述的视角也从旁知转向了主观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个叙述，鲁迅暗示了革命的自我否定：阿Q的革命是基于本能的革命，一旦他有了“思想”，本能也就转化为意识，后者只能是对未庄秩序的回归。革命的失败产生于本能的短暂性，以及本能发生转化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探讨第八章“不准革命”这一章的含义。这一章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分析的重点：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虽然有了剪辫子的风潮，“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比如“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但“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革命党来了”也只是“来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