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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顶棒的姑娘，”我们进屋时勃兰特自豪地对我说，“饭烧得好，做爱做得好，还想学英语，什么都行。嗨，贝拉，我给你带了个新男朋友回来啦！”

画家和水手住的地方都一个样，勃兰特的房子也不例外。陈设简朴，却很温馨；地面是砖砌的，低矮的天花板上有白色的椽子。即使在黑暗之中，这座房子仿佛也能把外面的光线引进来。壁炉里的木柴烧得红彤彤的，一盏船灯照出了一位女郎裸露的侧身，她正躺在一堆靠垫上看书。听到我们进屋的声音，她兴奋地跳了起来。二十二岁，看起来只有十八——她抓住我的手高兴地上下摇晃时我心里这么想着。她穿着一件男式衬衣，短裤短得要命，脖子上那块亮闪闪的金质护身符宣示着勃兰特对她的所有权：这是我的女人，戴着我的标记。她的脸看着像是农民，有斯拉夫人的特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愉快的神情；清澈的大眼睛，高高的颧骨，就算嘴唇不动，弯弯上翘的嘴角也带着笑意。她光着的双腿很长，晒成了和头发一样的金色。细细的腰，高耸的双乳，屁股也很丰满。这个躯体简直太美丽、太年轻了，不管勃兰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样的躯体根本不属于他那把年纪的人，连我这样的都不配。

她把勃兰特买的小苍兰插进花瓶，端出了黑面包、腌菜和一瓶德国烈酒。她的一举一动都无心地流露着挑逗的意味，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极大的诱惑力，这一点她要么心里一清二楚，要么就是根本没意识到。她挨着勃兰特坐在桌旁，冲着我微微一笑，伸出胳膊搂住了他，衬衫的领口就那么大敞着。她抓住他的手举起来，让我看看她的手与他相比是多么柔嫩。勃兰特毫无顾忌地谈起了情报网的事，说到情报员和地点时都是直呼其名，贝拉则用那双坦率的眼睛打量着我。

“我跟你说，内德，”勃兰特说道，“我们得给亚历克斯再弄个电台，听到了吧？他们把电台拆了，换了新零件、电池，那个电台破得很。是个带霉运的电台。”

电话铃响了，他老气横秋地接起来说道：“听着，我很忙，行了吧？……包裹丢给斯蒂芬，我说过了。喂，你有莱奥尼兹的消息吗？”

房间里渐渐聚满了人。头一个急匆匆冲进来的男人有点罗圈腿，小胡子往下耷拉着。他热切而又纯洁地亲了亲贝拉的嘴唇，往勃兰特的胳膊上捶了一拳，然后自己动手盛了满满一盘吃的。

“他叫卡济米尔，”勃兰特介绍说，大拇指一挑，“他是个狗杂种，我很喜欢。怎么样？”

“好得很。”我由衷地说道。

我记得卡济米尔是三年前从芬兰边境逃过来的，一路上他干掉了三名苏联边境卫兵。他特别喜欢捣鼓各种机械设备——胳膊上沾满机油的时候他最开心。他也是船上备受尊敬的大厨。

卡济米尔之后是杜尔瓦兄弟，一个叫安东斯，一个叫阿尔弗雷斯。兄弟俩像威尔士人似的身材矮壮，性情直率，和勃兰特一样长着蓝色的眼睛。杜尔瓦兄弟向母亲发过誓，两人从不同时出海，于是他们就轮流工作。雏菊号上配备三个船员最合适，我们还喜欢留点空间放货物，或是不期而来的乘客。很快，大家七嘴八舌地同时说起话来，逮着我问这问那，又不等我回答；放声大笑，举杯祝酒，抽烟，回忆过去，悄悄商量事情。卡济米尔说，他们上一趟跑任务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简直太糟糕了。那是三个星期之前。雏菊号在离格但斯克湾75不远的海面上碰上了古怪的风暴，后桅折断了。安东斯·杜尔瓦说，拉脱维亚海岸边上的乌亚瓦起了大雾，他们没看见灯光信号。后来他们发射了一枚信号火箭，还好上帝保佑，原来一大帮拉脱维亚笨蛋就站在海滩上准备接应他们，活像是该死的城市开创者派来的代表团！屋里的人一阵狂笑，纷纷举杯，接着就陷入了北欧人特有的沉默。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地回忆起了同一件事情，除了我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