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9/26页）

他尽力要把她想象成世界上独有的造物，跟他眼前所见天壤之别，那么，只要她在，他就不会死，不会疯，只要她在，世界就是好的。在搭乘一架美国运输机去马尼拉的途中，他把画着速写的明信片给美国海军看，他们一致认为他运气很好。他坐上开往墨尔本的船，途经弗里曼特尔时下船，在那儿给家里打电话。

“这是戴维和梅西家，”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我是戴维。”

蜥蜴布兰库西把电话挂了。他乘坐的船喷着蒸汽驶出弗里曼特尔，在船上的第一晚，有人看见他无声无息从船侧翻过去，再没被找到过。

啤酒，猛然间对他们而言像燃油。他们喝酒，想使自己对火一样感觉跟正常人不喝酒时感觉一样，战前他们不喝，现在他们喝是想跟那时感觉一样。那个晚上，他们觉得自己强劲有力，毫发无伤，还没被毁掉，对所有发生的事，他们大笑不已。当他们笑着说战争根本不算什么时，每个死人都在他们心里活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微细到点点滴滴，就那样在体内震荡跳跃，那么猛烈，他们得马上再喝一杯——为了让这种感觉慢下来。

那个晚上，蜥蜴布兰库西在他们心里活着，小瓦特·库尼在他们心里活着，澳洲小龙虾布罗斯、杰克·彩虹、小不点儿米德尔顿在他们心里活着，那么多死去的人。羊头莫顿说，他有时甚至宽容地想起公鸡麦克尼斯，那个拆烂污的下贱杂种该死了才对。伽利波利·凡·凯斯勒来时穿着一条粗纺羊毛的旧裤子，裤边磨损得好像裤子是从稻草人手里买的，他提起土人伽迪纳，吉米·比奇洛开始唱——

“每一天，在每个方面，都在变得好那么一点儿。”

那天晚上，他们在“希望与锚”的壁炉周围站着，炉火把屁股烤得太热，这又迫促他们再喝一杯。一九四八年，也可能是一九四七年。不管哪一年，那都不太像夜晚，在屋里待着真好，暖洋洋的。退伍后他们还没聚齐过。吉米·比奇洛不怎么说话。他回来后发现婚姻生活跟他参军离开前完全两样，也可以说他跟参军离开前的那个他完全两样了。

“我在尽量往好的做。”他在聚会上说。

孩子。他有四个孩子，被称作家庭型男人。他不是。他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男人。关于土人伽迪纳，没人再多说什么，只有伽利波利·凡·凯斯勒说：“尼基塔瑞斯？”

“是啊，”羊头莫顿说，“该死的尼基塔瑞斯鱼店。他老说起，是不？”

5

吉米·比奇洛什么也没说。他在努力，这是关键，是这样吧？但他不讲话。他希望成为一个音乐人，具有重要性的人，有价值的人，但没做到。他是锡器厂的仓库管理员。他喜爱的多人爵士伴舞乐队不时兴了。时下流行打击乐和现代爵士乐，在他听来，它们不是音乐，是假装从交通拥堵也能创造出音乐的强噪声。你不能随之舞蹈，不能随之堕入爱河，吉米想。这不是阿尔·鲍里。这不是本尼·古德曼。这不是杜克乐队。这是音乐的终结。对像吉米·比奇洛这样的人来说，这是希望的终结。虽然还没解散，但多人爵士伴舞乐队大都不景气。

很多他坚信的东西正向海洋出发，在消失，永远找不到了。他原以为他正回归到它们中来。那些他指望自己能成为的，那些他指望能实现他生命的，现在一文不值。他对生活不再有归属感，生活在停止运作，那些合乎正轨的——工作、家庭——好像在分崩离析。他想使他和妻子的关系正常化，他想使他和生活的关系正常化，他想使他和打击乐、摇摆舞的关系正常化，可是都完了。他愿意把事情正常化，他想，但这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