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8/26页）

他从他的动物性中发现了他的人性，他对此并不感到耻辱，他只对他身上的动物性引领他到达的状态感到困惑不解。被处绞刑的判决被翻译给他听，他像动物一样承受，根本没听懂，但他又有一个钝滞模糊的意识：他拥有过属于他的自由，现在他结局已定。

法官的眼睛像蜡烛芯似的跃动着火苗，朝下看他，他用已经无神的眼睛朝上看，头来回摆动，感觉一个庞大可怖的东西降临到他身上。他想问法官他的五十块钱呢，但他什么也没说，现在他再次发觉自己在牢内乱走，寻找一个或许能逃走的办法。但没有，从来没找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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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人数不可思议地急剧减少，死于车祸、自杀和悄然而至的疾病。他们的孩子好像大多生来带着毛病和麻烦，或者残废，或者智障，或者明显与众不同。太多婚姻摇摇欲坠，如果维系下来，那经常更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准则和习俗，而不是他们自身具有把所有不对劲之处纠正过来的能力，对他们中的有些人，事情不对劲得难以承受。他们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们跟其他人住在城里酗酒无度，他们变得有些疯疯癫癫，像公牛赫伯特，酒醉开车，驾照被没收，想喝酒就骑马进城。他想喝一杯的时候太经常了——他跟老婆定下自杀协议，一同喝下毒药，醒来看到老婆死了，自己活着。他们要么闷闷不语，要么滔滔不绝，后者像公鸡麦克尼斯——撩起衣服炫耀割除阑尾的疤痕，喋喋不休地讲日本人怎么用刺刀捅他。伽利波利·凡·凯斯勒有一天走进墨尔本的宽草地退役军人联盟，正赶上这场表演。

“别担心，”公鸡麦克尼斯说，“那不过是凯斯。捅我的日本人叫‘山狮’，战后审判这杂种，我做证来着。”

不过，他们喝酒。他们喝，他们喝，无论喝多少，都不能让自己醉过去。退役时，部队的江湖骗子对他们和他们家人说不要谈论战俘营，还说谈也无益。本来不是什么英雄传奇。不是澳军、日军对垒的科科达战役，不是德国鲁尔河谷上空的四引擎兰卡斯特轰炸机。不是德国“提尔皮茨号”战舰，不是关押危险战俘的科尔迪兹要塞，不是英国和轴心国争夺的托布鲁克。那是什么？“是给黄种人当牛做马。”在“希望与锚”酒吧集会上，大马哈鱼费伊这么说。

“真不是什么吹牛的事儿。”羊头莫顿说。

伙计们不知怎么了，全怪兮兮的。有的消失了。罗尼·欧文娶了一个意大利女人，她告诉羊头莫顿的太太萨莉，说结婚两年她才知道他先前当过兵。就这样。

“布洛克贝克好多年对战俘营一字不提，后来，有一天晚上，”吉米·比奇洛说，“他拿着一把短枪走到烤箱那儿，把它打了个稀巴烂。看着像奶酪刨丝器的背面。然后他又什么也不说了。”也就这样了。

“可怜的老伙计蜥蜴布兰库西。”羊头莫顿说。他的故事太让人伤心，没人想再提起。在不同战俘营间辗转，在驶往日本的地狱船上，他随身带着妻子的铅笔速写；在长崎三菱船厂，他当牛做马，在原子弹爆炸中，船厂消失了，而他居然活着，他还保留着它。他把它带到山里安全地带，经过像劈柴一样漂着填满河道的死人，还有奔逃的活人，皮肤脱落成海草似的长飘带；他跌跌撞撞经过炭化的人像，人像或走着，或骑着车，或跑着；他经过在燃着蓝火焰、下着黑雨的喧嚣地狱中受煎熬的日本人，跟他记得的战俘一样，他们临死前喊妈妈。在这样的行程中，他始终想看见兔子亨德里克斯所画的梅西，在早晨，在叙利亚一个小村里，村子散发着人类处于困境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