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第11/13页）

在今天，究竟怎样的故事应该被讲述呢？当格尔兹把问题抛给她的参与者时，她实际上也在询问：“我们今天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欧洲？”当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提出外国人应当比原住民更加成为一座城市的荣誉担当之时（他提及了一位在中餐馆洗盘子的马里移民的故事），他认为这种特质理应是注定属于他们的东西。想想这样的景象：所有人都处在身体政治之下，嘴巴时而发音清晰，时而模糊不清，像个哑巴——所表达的内容只有部分可被判读，一时的启示也就随即烟消云散。如果说移民劳工的生活正是无情的资本典当的结果，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在人种与文化上更加融合的世界的可能，但他们同时也在提醒欧洲人记起他们最痛苦的一段回忆。这便导致这些不适应者、异乡人与移民的生活具有全新，并且更加急迫的意义，这正是格尔兹在她富于创造力的戏剧中那些不固定的出演者所演绎的内容。当欧洲记忆的碎片成为根本，他们也就成了笼罩本书的阴霾源头——濒死的欧洲的“遗产”的见证者。我们不应对他们以如此方式诠释的不朽感到诧异，那些不可言说的历史仍旧潜藏在那些如逸事一般的历史故事之下。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奥贝维里埃故事由一位女性参与者讲述，她曾在德占时期的法国的一家果酱厂上班，并且曾将玻璃碎片混到果酱里，作为给正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士兵的补给（“诸多的‘抵抗时刻’，我认为我所做的也算一个”）。历史事件一旦爆发，其中的人就会变成无数碎片，或者成为污点：“从阿尔萨斯和洛林来的人往往会被称为‘肮脏的德国佬’，这一区域的孩子所承担的，恰恰是‘历史的重负’时惊人的怒火。”或者作为一种辩解：世上最棘手的事，莫过于让一个正处在空间里的人来给出他的全部历史。“我在一座城市生活了六年，而这是一座被历史标记过的城市。它是柏林，这也正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

总体上说，格尔兹敏锐的感知力，来自于介入那些并非或尚不属于她的空间的体验。在她抵达这些社群之中时，自己同样也是个异乡人，她也承认自己外来者的身份。她始终要面临的问题是：“我从哪里来？我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我怎样才能给予这个地方一些它原本不需要的内容呢？”她从未滑落到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自我认知，或者是与参与者的悲惨故事感同身受的自我安慰之中（这会立刻使他们受到二次伤害）。通过倾听和观看你可以学到很多，但你不会从这些故事里得到些许慰藉。除了对她的身份而言再显然不过的隔阂与距离，观看这样的展示，观众同样也很容易陷入到满足偷窥欲的陷阱中（因此她才会将谦卑作为对独裁的回应）。“我给你们唯一的东西，就是我在这些故事里所处的距离。”她曾这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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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作为一个时代阴暗面的记录者，格尔兹是非常规、热情且私密的。在最近的一次展出中，她尝试回到了最初的空间，这意味着她完成了一次创造力与历史意义上的双重回归。2009年的作品D'eux——可译作“两者之上”或“有关或涉及的他们”（显然是与“我希望我的工作成为他们”相照应）——她并置了自己分别由雅克·朗西埃与另一位哲学家、二十五岁的黎巴嫩裔女孩罗拉·尤内丝（Rola Younes）协助拍摄完成的两段历史，并将它们呈现在两块分开的屏幕上。展览对比了巴黎——格尔兹目前居住的城市和中东——她居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影片的两处背景，一是选用了巴黎西部的一座小岛，这里曾经以工业中心闻名，但现在却被废弃；另一个是一座位于加拿大西部的森林覆盖的岛屿（森林正是她母亲曾经躲藏的地方，在她的作品里往往意味着丧失与遗弃）。但这种设置与说话人本身却没有太多联系，在她看来，这正印证了每个“唤醒参与者位移感的边界……其实都是通过其他地方才得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