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第10/13页）

而格尔兹选择将这些移民，与逐渐变得多余的女性劳工，以及反纳粹与集中营幸存者同时作为作品关注的核心，给他们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绝非巧合。并非刻意地，她曾来到欧洲大陆最被忽视，同时也最贫瘠的几个地方：从巴黎市郊的贝尔松赛、马赛与奥贝维里埃，到瑞典的斯康昊，再到英国中部的西布罗姆维奇，在这些现代世界的外围地带，她充分感受到移民聚落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性存在。在1999年到2008年间“肖像的历史”系列展览中，她梳理了欧洲的城市与边缘，再一次重拾尊严，捡拾起被世界丢弃的声音。“我们能对这个匿名的世界做些什么呢？”她曾这样问道。而当她把摄像机对准那些总被世界忽视的人，并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时，她首先试图展现的，是这世界上不同于冠冕堂皇的“人们也在谈论的内容”。即使这些被采访的人是她口中的“正常人”，他们也不会讲出令我们感到鼓舞，或是我们会为之庆贺的故事。我们此前就曾接触过一个以荣誉谋杀为入口的，充满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与无依无靠的世界。“傍晚的世界属于我们，”法迪亚·法齐尔在《我的名字叫萨拉玛》中写道，“流浪汉、酒鬼、瘾君子和移民们，他们都无家可归，并且都在努力想要抹除自己的历史。”“我所在的学校曾经一度有48%的学生是移民。”一位来自奥贝维里埃的参与者回忆道。2008年，格尔兹在哥德堡举行了名为《艺术场地》的展览，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艺术究竟发生在哪里？”也许，艺术就发生在每一张被欧洲拒绝的人的脸上。“在瑞典的贝格松，有不下五十个民族杂居在一起。”参与者艾尔·穆斯塔法·萨莫德（El Mustapha Sahmoud）如此说，并且表示“我也希望能像他们一样，许多民族的人都在一起融洽生活”。

但在现实里，来到异国他乡，人们的选择要么是与环境格格不入，要么就是去做一个被特殊对待的“外国人”。但通过她的作品，或许一些内容会得到改写或创造。“我是个非洲人、马格里布[2]人、法国人。”一位奥贝维里埃的参与者这样表示，“国境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可以从每个个体身上得到开心与满足，充满希望。”一位来自桑德维尔的参与者这样评价拥入西布罗姆维奇的移民潮。简单地讲，这些市民很清楚并且亲身体验过那些政府不希望看到的状况（“政治边界”的无意义）。而本地人更加开放的行为方式也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将宗教仪式融进日常行为，可以使对方的敌意得到化解：“在斋月他们带给我们蛋糕……而在大斋节的第三个星期四，我给他们带去了可丽饼：‘你看，我们正在努力适应你们’。”但如果这些作品包含的总是诸如此类的乌托邦构想，那便使它必然要与现实中移民群体为自己利益、为了更好的生存条件所做出的艰苦斗争构成对照（一个来自塞内加尔佛得角的妇女从1982年开始，就在争取为自己的六口之家找一个更理想的住所），以一个市民的角度去表现——更多时候是去看待这一切。重点并不在于要怜悯地给予他们说话的空间与权力。这需要更多的外部观察——作为社会机理的体察与关照。作品《肖像》中的参与者并不都是移民。他们中的一些家庭作为移民的邻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真的要给移民者社会地位，那么我们也应当追问，对于原住民而言，他们是否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权力。桑德维尔的一位年轻工人曾谈论自己花费时间陪伴那些无家可归也无人倾诉的孩子的志愿工作——“他们是真正的被放逐者。”而在《艺术场地》的一位参与者哈吉·贾西姆看来，“贝格松是一个有着1.6万~1.7万人无家可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