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18/22页）

“白人警察对我们巴基斯坦人的兴趣，”《失落情人的地图》里，考库布曾这样评论，“只是在我们屠杀自己的儿子、女儿、兄弟姐妹，证明我们是野蛮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国家，种族歧视是荣誉谋杀的“匿名合伙人”。无论如何，除了做出标记，任何对女性暴力的遗忘和原谅都是错误的行为。在上述评论之后，小说提到了一户人家即将搬往孟加拉，因为他们的儿子在一次种族暴乱中被白人打死（背景是此时广播的播报，有56个海地人在移民到迈阿密的过程中遭遇海难丧命）。而一个朋友建议一个被卷入谋杀案的巴基斯坦家庭不要说出真相：“西方世界到处都是伪君子，他们杀了我们的人，说成是原则和正义的原因让他们这样做就可以不受惩罚，而当我们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却会指责我们的‘原则’和‘正义’是有‘缺陷’的。”

将荣誉犯罪解读成移民社区传统价值观念与都市生活之间的一种“推拉”，似乎也无可厚非。但这就无法解释为何西方会垄断“历史的进步”，而移民社区也并未被他们自己自愿选择的“死水”淹没。它们被放在一个等式的两边，但这个等式显然不成立。有人也许会问，我要怎样才能让这样的价值分析趋于平衡呢？在萨西达死去的那一夜，她的母亲不顾她父亲所定下的“禁令”，偷偷见了她一面。她的母亲也宣称自己曾在暴行发生时拼命阻拦，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我替她死！”但在死亡发生之后，她却放弃了对丈夫的反抗，并且拒绝对丈夫做出不利的证词（甚至还支持他那个“从森林里来的男人”的荒谬故事）。艾莉芙·萨西达最终对自己女儿的背叛，恐怕是这个事件中最难被解释的事。但如果只是偏见，而无关种族歧视，她的行为甚至可能被看成因为后天接纳的瑞典式价值观而做出的决定。但威坎却对此进行了反驳——“如果在库尔德斯坦，她也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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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英国，对荣誉事件的抗议是反移民浪潮的一部分，并且这种“借题发挥”，正在愈演愈烈。而这种态势恰恰是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雕刻家、视频艺术家莎莱夫-格尔茨最近作品的出发点。随着2001年在英国北部城市发生的种族暴乱，内务大臣大卫·布朗基特呼吁要对移民准入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他明确地提到，对女性所犯下的罪行，是一种十分落后的观念所造下的恶果，而暴乱则代表了本国社会对亚裔青壮年男性融合的失败（他同意像安·克莱尔这样的工党议员所提出的观点，即通过对移民准入的控制减少强迫婚姻事件在英国的发生）。移民控制政策因而成为与女性自由相关“判例案件”。这有一点类似于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西方首先对该国对本国女性所做出的恶劣行为进行的谴责。约旦作家诺玛·库里（Norma Khouri）的畅销作品《禁断之爱》（Forbidden Love,2003）提供了一个支持上述观点的、十分离奇的荣誉谋杀案例。她的作品被看成基于一起真实发生在约旦的荣誉谋杀事件，但作品中出现的描写，却将约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归类成为一个总在对女性施加暴力的罪恶之源。这部作品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在它最初的出版地澳大利亚，它甚至成了民众支持本国部队出兵入侵伊拉克的重要原因——作品里一个角色暗示，所有的阿拉伯男人，都在努力让自己的儿子变成“阿拉伯的希特勒”。对于这本书，拉娜·胡塞尼专门写了文章进行批驳，并最终迫使出版方兰登书屋停止了本书的销售。而在柏林，哈图恩·苏茹苏事件却成为一个国家清除民族记忆的关键。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德国，一种理想化的“德意志男子气概”，可以轻易与旧日的遭遇擦肩而过。土耳其人的罪恶残忍，与德国人无关，是土耳其人在以荣誉犯罪的手段，将一个秘密的世界隐藏起来。而今天，当我们穿越欧洲时，极右势力利用“文化恐惧”的观点，将穆斯林作为目标，实则是反犹文化的一个变种——潘卡·米谢拉的一篇文章正是以此句话命名。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深层次上，对穆斯林的憎恨其实与文化无关，就像人们经常会默认的观点：无论如何，荣誉谋杀与恐怖主义都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