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17/22页）

据联合国估算，每年大概有5000起荣誉谋杀发生，而其中大约有200起发生在土耳其。而荣誉谋杀在英国警方与皇家检察署对本国的统计中，则是每年10到12起。我们需要对这些数据谨慎一些。莉拉·阿布-利赫德就曾对此表示质疑，为何每年都会有如此稳定的荣誉犯罪在发生？尽管如此，当我们把这些数据放在针对女性进行的暴力与低水准的报道率之下进行考虑时，我们恐怕可以推断，这些数据仍有被低估的可能。2008年2月，史蒂夫·艾伦（Comm ander Steve Allen）代表英国首席警官协会在下院会议上做证，证明每年在英国发生的强迫婚姻与荣誉谋杀总和大约在500起左右（同期《独立报》则称这个数字是17000上下）。在过去50年里，75%有土耳其移民回迁的本国城市，其犯罪率都会有提升。一些被爱莎·欧瓦记录的案例，正是有关这些移民的。最典型的城市是伊斯坦布尔，回迁的移民大多住在非法棚户区里，他们会不断私搭楼层，在拓展空间的同时，也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向上”的进取心（这些棚户区往往会在选举期间被许诺合法，因为参选政党十分需要这部分移民的选票）。因此，荣誉谋杀也可以看作今天城市化问题的一个侧面，或者至少，这些罪恶频发的社区，它们并非静止或冻结的，而是时时处在运动之中。在诺尔凯特·希尔曼（Nurkhet Sirman）看来，作为一种男人在他们的家庭之中与其他成员达成协定的方式，荣誉已经成为土耳其迈向现代化国家与通往民主之路的重要部分（她指出，所谓民族主义，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被提出时，就是一种男性化的言论）。对此潘卡·米谢拉（Pankaj Mishra）写道，“没有哪个穆斯林国家，会像土耳其这样做了如此多的努力，只为了迎合自己欧洲化单一民族国家的身份想象。”而在希尔曼看来，“把它（荣誉）看成一种传统观念，是让所有女性的身份与生命被控制和管理的隐性手段。”

这便使得在我们的时代，荣誉谋杀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种族习俗，而是复杂政治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混合了含混不清和系统的表达，阿布巫达列举了新型的性角色类型，像“性感处女”等。它们是阿拉伯世界面对所谓现代性压力所生发的萌芽。而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噩梦，它们同时还是文化对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反抗。以畸形的司法体系为支撑，“释放周期性的私密暴力”，针对女性的性意识进行压榨，成为阿拉伯世界维持自身系统稳定、保持民族主义本身在可控范围内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荣誉所扮演的，更像是民族主义在于现代性斗争时堂而皇之的“入场凭证”，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国家”自我和解的手段。“荣誉犯罪因此具有了某种社会功能。”在阿布巫达看来，这同样使现代性的危机作用在大多数底层女性身体上，使她们沦为“阿拉伯的”受害者。赫苏·尤尼斯和萨西达的家庭，同样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而在这一地区，荣誉的争议也包含了对单一民族国家的要求和民族自决原则的应用。尤尼斯的父亲就曾参与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库尔德的暴动之中。在这样一个法律约束往往会被看作外邦人的欺骗手段的世界，任何剥夺荣誉特权的企图，用纳扎德·贝吉哈尼（Naz and Begikhani）的话说，都会被看成“出于民族主义的恶意攻击”。“她的根扎在了一个被看成敌人的国家。”威坎记下了萨西达的母亲艾莉芙拒绝警方盘问时说的话。

因此在今天，所谓荣誉更像一种基于民族意识的成分，同时也是非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异常”）。穆斯林来到英国的移民社区，同时也带上了他们的所谓历史传统。他们不断巩固自己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乐于将它施加到自己的女儿身上，因为在异国的土地上，她们最先容易被西方的性自由文化（商业化、可利用、炫耀性的性观念）所吸引。但同时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所担忧的，实际上是女孩们会对自己的被歧视和被损害的命运有所察觉。这个问题因此就遗留在这里。在西伦敦的阿克顿区杀死自己女儿，与在库尔德斯坦这样做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其中必然有凶手自我幻想的成分。在一条由此及彼的道路上，有些东西会被丢弃，而有一些大概更糟糕的东西却容易在新的土壤中扎根。用隐喻的手法来说，荣誉犯罪大概是一种注定的企图，它会把一个移民家族带回到它的故土，尽管是以破碎甚至是毁灭的方式。